[文艺学沙龙第11期]张历君：战争、技术媒体与经验的破灭——鲁迅的文学书写与视觉媒体的关系

2017年12月8日晚19点，中山大学文艺学沙龙第11 期在中文堂301会议室举行。中山大学中文系罗成副教授邀请了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历君先生主讲本次沙龙， 主讲题目为《战争、技术媒体与传统经验的破灭：鲁迅文学书写与视觉媒体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方维规教授任与谈人。同时，中山大学中文系吴晓佳老师也莅临现场并参与了交流，来自校内外的听众数十人参加了本次沙龙，现场气氛专注而热烈。

演讲：鲁迅与本雅明的经验比较与再释

张历君老师向大家介绍了本次沙龙的选题，他联系鲁迅和本雅明的文学经验，发现这二者之间的比较研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平行比较，而是认识本雅明与鲁迅之间所内涵的影响和渊源的关系。本次内容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战争”经验，本雅明曾经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整个欧洲人文经验所产生的影响，而在鲁迅的创作经验中，日俄战争所产生的影响更加具体分明；第二个主题是“技术媒体”经验，鲁迅本人不曾亲身经历日俄战争，而是通过技术媒体（幻灯片）的重现对这一战争产生感知和理解；第三个主题是“中国五四文人对于传统的体验”。张历君先生力求把握作家原初体验的基本立场：一种看起来笨拙的，体验型的批评研究或许能更有效地把握住一个作家创作之中的独特性和生命感。从战争经验和技术媒体经验的角度出发，认识到鲁迅等一系列五四时期中国文人在“现代性”这一转折时代命题下对于“传统”的重新理解与诠释。

（1）鲁迅的书写：技术媒体经验进入医学体验

本雅明曾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谈到技术影像与文字的关系:照片使观看者不安，因为以往的艺术作品都带有着用以进行膜拜的价值，关乎神秘的体验而不是理解；然而到了现代，艺术品是被用以展览的，要读懂它们必须要找到一条特定的路，所以文字说明在现代技术影像中已经必不可少。本雅明说：“一个透彻思考过当代生产条件的作家的工作不只是生产产品，而同时也在于生产的手段。”换句话说，进步的作家能通过他的进步技术（technique）或生产手段让他的产品获得一种“组织的功能”——这种组织功能使大众都能依循技术媒体或生产机器的解放性倾向投入到各种类型的生产，开启技术媒体或生产机器所潜藏的解放性力量。

基于以上本雅明对于新时代的技术媒体的认识，张历君先生重点讲解了“幻灯片事件”对于鲁迅的书写经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一事件揭露了一个关于鲁迅原初创作关键，即：一种医学角度的看世界的方式从未随着鲁迅本人的弃医从文而消失，而是内化在了鲁迅的书写创作中；而这种以医学的角度看世界的方式也是鲁迅的媒体经验的切入方式。李欧梵先生的认为：“从文学观点看，鲁迅所写的幻灯片事件既是一次具体动人的经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意义的隐喻。”

张历君先生力求在对“幻灯片事件”相关的作品片段解读中明确这一事件之中的体验与文学作品的关联：主要从四个方面出发解剖学与摄影的观看方式和体验；现代大众媒体与写作的关系；对“看与被看之间权力关系的自觉和敏感（涉及国民性）；献祭的牺牲者与看客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张历君先生从鲁迅具体作品的片段描述中展开论述。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了自己不愿意继续观看幻灯片却被迫参与鼓掌的事件。他的日本同学基于对于暴力事件的麻木反应而在残暴的影像前欢呼鼓掌，而鲁迅虽然为环境所迫，但他那随喜的反应始终是他麻木不仁的证明。鲁迅把自身麻木的反应在观看的过程中投射到中国看客的脸上，这种抽象的反应化成影像的肉身，这样他便可以透过观看影像观看自身的堕落，并自己的麻木又投射到了他人身上——他批判国民的同时也是在批判自己。这种与道义有关的隐含体验，是一种在媒体脉络中感知到的，文学写作与媒体观看经验在此落实。从技术媒体的角度上看，“幻灯片事件”中所展现的媒体影像沉重而庞大的沉默经过了不断的诠释，这一事件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事件。

幻灯片中那些砍头示众场面的直接描述显得简短而恐怖，然而这几个句子里又没有很明显的产生恐怖的元素：行刑尚未开始，有的只是沉默。断裂与空无联系着鲁迅自己对于“幻灯片事件”的叙述与后续议论，在这之中只有“有待诠释的沉默”。这样一种“冷”的写作风格与医学（人体结构学）不无联系，解剖学的知识与鲁迅进行文学写作的经验密不可分。在进行医学训练时，一种媒体看视的方法已经进入，苏珊·宋坦（Susan Songtag）曾说：“影像能麻醉人。”鲁迅一生未放弃医学，而是将医学的理论内化为其认识方法。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进一步分析自己的认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他将自己置身于“看客”之中的经验反思自己与看客的暴力共谋，而非对象化那些看客。在幻灯片事件中，鲁迅断定“愚弱的国民”的首要病症是“麻木”，这种病症导致他们对苦难、牺牲与虐待视若无睹。以文学和写作对抗“麻木”这种国民性的精神痼疾，他所对抗的实际上是在苦难影像之前依然能够保持冷静的麻木的自我。

鲍莫丝（Susan Buck-Morss）曾经提到：将自己的毁灭视作最高的审美享受这种心态建基于一种现代经验：麻醉（anaesthetics）。在麻醉作用下，我们透过代理者处理我们自己的身体，使我们有条件与自身的痛楚相分离，并以观察者的身份冷静地检视作为对象物的身体。人无法直接认识到自己，自己始终是通过媒介“感知”痛苦，因而技术媒体会使人麻木不仁，无动于衷。鲁迅对示众看客的批评贯穿于他不同类型的写作中，其目的即是要批评中国传统砍头示众行为中权力的观视形式，更是要批评自己这个现代媒体对象的接收者的残酷心态。

如果文学写作是一把解剖刀，那么有待解剖的材料则是写作者的灵魂。鲁迅在解剖的过程中发现“麻木”是最大的疾病。他原本以为透过这一痛苦的解剖过程便会获得疗救的效果，然而，现实中的失败和黑暗却把他进一步推入麻木和隔膜的世界中。在这里，他陷入无法解脱的寂寞和苦痛，不得不以“忘却”这种“麻醉”方法麻痹自己的神经。在“忘却”之后继续写作是对“忘却”和“麻木”的无力的对抗。关于“记忆”、“忘记”与“麻醉”的重要写作命题来自于鲁迅的处理麻醉的经验，对于他们的重新理解包含了对于媒体经验与医学经验的理解。在鲁迅的写作中，那些忘却了的部分都是一种罪责，因此他的书写是一种原罪下的写作，是一种赎罪，是即使明知对抗物永远无法战胜，却永不停息对抗的绝望的文学体验。

文字记录是一种遗忘和说谎的工具，鲁迅对自己的小说写作的定位是以其“记忆”的功能对抗企图全面渗透于现代技术媒体的“麻醉”和“忘却”的力量。鲁迅的短篇小说犹如一张一张产生震惊效果的病态国民照相，它们被放置在报章种种的猎奇照片当中，力求以这种“麻醉”和“忘却”掌控整个媒体社会的神话力量。

（2）传统经验的不可传递性

技术媒体所改变的不止是理解战争的方式，还有传统经验的形成与传递。“说故事”诉诸听觉和触觉，故事的这种口口相传的特性使它成为集体传统经验和教诲的有效载体，传统的链条（the chain of tradition）借此得以联系。谚语和故事是经验传递的模式，然而在当今世界中寻找这些“经验”时却发现故事和谚语都已经落伍而失效。我们已经不懂得讲故事，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丧失了“交流经验的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经验贬值过程的第一个顶峰，所有经验被战争状况狠狠戳穿，活下来的人变得沉默，再无法口口相传。

在鲁迅的书写经验中，传统经验在现代条件下的“不可传递性”更加分明：故事《白光》中的陈士没有从祖母的传授和讲述中获得实用的经验，挖掘宝藏的结果却是死人的骸骨和他自身的死亡。原本死亡和权威保证和允许了讲故事人叙说世间万物的能力，情况倒转，鲁迅的故事的讲述引向了一个无法流传之物——骸骨。

传统经验的讲授引出的只能是传统经验本身的腐败和凋零，这是经验贬值的征兆。在现代之中，传统的链条断裂以后，各种无法编织进现实生活的传统经验转化成不可流通的死物堆积起来，它们不但无法帮助承继者适应现实的生活，而且还成为了在世者沉重的负担，成了没有现实效用，必须清除的死物。正如鲁迅所说：“幸存的古的中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要走到灭亡的路。”

传统经验的“不可传递性”在现代中国具体表现为五四时期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林毓生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后的的反传统主义者之所以必须猛烈抨击那个早已解体了的传统，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解体并不意味着过去的邪恶的消失；相反地，它们正从传统的束缚下被释放出来，所以变得更恶毒猖獗。最典型的例证即袁世凯称帝。当时，袁世凯希望透过复兴儒教、举行祭孔及祭天等活动使自己获得合法的帝王地位。他的做法实际上是在传统文化秩序被摧毁之时以“征引”的异化权力重新牢固正统和秩序的政治实践。这无疑是本雅明所说的法西斯主义的神话暴力和权力崇拜的政治实践。

事实上，由技术发展和“征引”所释放的破坏力量本身也是大众力量获得解放的基本条件。为了引导这种力量，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将矛头重新指向袁世凯所“征引”的儒教传统，并提出彻底摧毁传统的主张。他们反对的是对传统的异化的运动而非传统本身，以鲁迅自己为例，鲁迅这样一个反传统，不迷信的人反作为一名孝子，因为母亲信封佛教，所以在1915年鲁迅为庆祝母亲六十生辰，托南京金陵刻经处刻《百喻经》百本以祈求福寿；同时他也对传统中的边缘部分，如野史，小说等有很大的兴趣。

总的来说，鲁迅终身都不遗余力地抨击传统，但他却始终无法自觉认识到他所抨击的同时也是现代媒体的内在倾向。鲁迅所攻击的传统不再只是单纯意义上的“过去的经典”，不是传统本身，而是一种在现代状态中重新遭受挪用的传统，是现代的运用传统的错误方式。这一维度也是我们理解五四反传统的关键。

与谈：作者论 · 战争经验 · 东亚视野

演讲之后，方维规教授和吴晓佳老师两位嘉宾老师分别分享了自己的思考。

方维规教授进一步补充了张历君先生对于鲁迅所展开的一个较为原始的“作者论”的分析方法。当文学学者在对过去的文学进行批评及评论时，一定要让人看到批评及评论所在的时代。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一个文学状况的分析会出现新的视角，而战争体验、新的时代经验、旧的传统经验的破灭是这个时代的新的技术媒体所提供、所引发的。而比较本雅明和鲁迅对于技术媒体背景下的文学认识也是对东西方在同一时代、不同背景下，运用不同方法所获得的经验进行对照和观照。方教授提出，鲁迅对于自己的麻木以及看客的麻木观照能否视为鲁迅创作的一种清醒的自嘲？故事在作者与读者间的所产生的效应与听者与说者间的已经大相径庭的现代，我们是否能完全理解“讲故事”这一交流经验的方式的失去？

张历君先生对方教授的点评和提问作出了相应回应。“作者论”所强调的并不是完全回到作家，而是一种基本的学习态度，在这态度之中，批评家将自己的经验放在“鲁迅”中而产生新的认识，这才是一个文学评论及批评中真正重要的部分。张历君先生进一步补充了自己在标题中点出“战争”的原因：现代战争的残酷可借以凸显媒体的麻醉经验，进一步强调“技术媒体”的演讲主题。关于“麻木”和“麻醉”，张历君先生认为鲁迅是一个自觉的人，他与本雅明都有同一个议题，即通过对种种破碎的历史意象的重组，将一般的人从一种“梦”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成为“自觉的”，而从来只有清醒着的人才能发现自己的麻木的状态。另外，张历君先生再次解读了“关于经验交流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消失与媒体的发展有关，长篇小说再也无法被讲述，只能通过印刷等现代技术传递自己的内容，媒体经验介入了作者和读者之间，这大大影响了读者对经验接收的感觉，于是故事所能给人的交流经验的感觉，在新媒体的出现，在新的战争状态之下便逝去了。人的生命体验和经验成为了无法沟通的破灭的碎片，是苦闷，细末而孤独的体验。张历君先生力求把握的就是这“经验”。

吴晓佳老师则强调了对于鲁迅文学作品“冷”的风格的分析应有不止是医学上的，还可在传统历史的经验脉络以及外来文学影响中的形成过程中理解。吴晓佳老师进一步指出日俄战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长期被忽略的重要性，并认为张历君先生可以在分析中详细点出这一战争的特殊性，以完善自己对于“战争”经验的论述。

张历君先生认为，五四时期的进化论认识并不只是达尔文意义上的单线向前的进化论，而是一种经历了佛学的重新诠释的进化论思想。以鲁迅为代表的一系列五四文人身处于一个时代转折复杂的时期，在向西方学习时，会发现自己的传统中与西方的理论共同的地方，并以传统为标准对这些外来理论进行“原创”。张历君先生再次强调了日俄战争在东亚结构下的重要性，对于鲁迅以及这一时期的文学状况的分析不能单纯从国别史的角度出发，而应该自觉从更广大的东亚历史观中进行理解。

最后，罗成老师总结，提醒我们一种较为原始的“作家论”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作家在创作时周围的那活生生的环境中所获得的经验感和创作体验，这时我们才能看到作家写作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意识和无意识的部分，把“作家”当作一个整体的人，我们能从其中所得到的认识、分析的问题才会更加丰富，也才能更加理解作家所生活的时代。

（撰文：卢欣；摄影：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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