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讲座2017（46）程凯研究员：“理想人物”的历史生成与文学生成
主 题：学术前沿讲座2017（46）程凯研究员：“理想人物”的历史生成与文学生成
主讲人：程凯研究员
地 点：中文堂301室
时 间：2017-11-21 19:00
2017年11月21日19点至22点，中文系学术前沿讲座第46期在中山大学南校园中文堂301室举行。应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学教研室主任罗成副教授之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程凯研究员为我们带来了“‘理想人物’的历史生成与文学生成——梁生宝形象再认识”的精彩演讲。
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演讲开篇，程凯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他对作家柳青及《创业史》的研究缘起。近年来，他和北京的一批学术同仁认为，单从文学本身无法进一步打开作品及作品背后的历史肌理与时代结点，于是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为学术平台提出了“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一研究计划，引入“社会史”这一变量，力图突破政治与文艺对立的框架，重新发掘作品背后的历史感与现实感。柳青，他的身上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共为实现社会翻转，对自身政治状态进行不断调整的要求，且展现了中共这一先进政党面对陕西乡村这一落后地区的不断改造与调整的政治实践与政治理想。其创作实践的历史意涵与人文诉求，是我们今天回顾和整理历史经验而再出发的重要历史资源。
“深入生活”：柳青的人生道路与创作道路
在娓娓道来中，程凯老师带我们回顾了柳青的人生道路。柳青，1916年生于陕西吴堡县寺沟村。虽出生农村，但却自幼接受了比较现代化的教育。青少年时期，他受出身北大数学系的大哥影响，非常重视英文学习，中学时代起就阅读英文原著，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西方文学素养。在延安整风后，响应“知识分子下乡，与工农兵结合”号召，柳青在米脂县三乡做了三年乡文书，在此期间不断调整身心状态，克服各种主客观困难，不仅扎根基层乡村社会，而且成功改造自身，创作出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对此后的创作道路形成了决定性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完成长篇小说《铜墙铁壁》，但出于对自我缺乏战争细节呈现的深感不满，迫切希望亲身参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1952年，他落户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亲身参与皇甫村及周边互助组与合作社的农业改造与生产实践，扎根长安十四年。这期间，柳青1954年动笔，1956年初稿，1959年出版，完成了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程凯老师着重指出，柳青自己的人生道路对他后来创作《创业史》有巨大影响。柳青的“深入生活”，是要求作家不能只是生活的观察者，而要深入地介入生活，同时，这个“生活”也不是一般直观、静态意义上的生活，而是一种带有变革、运动状态的生活，更具有某种历史性的意义。深入生活，才能更好地工作和创作。
“梁生宝”的三层读法：历史·叙述·形象
程凯老师认为，《创业史》为我们提供了把握历史与现实中不易把握到的可能性的通道，这可以从分析主要人物“梁生宝”的历史生成与文学生成入手。程凯老师认为，虽然学界对于“梁生宝”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梁生宝是柳青笔下用力最深的人物，凝聚着作者结构小说矛盾的方法。梁生宝的形象非常“理想”，但却又并不是完全凭空想象，实际是柳青发现并培养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其中汇聚着柳青和王家斌等人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现实感。因此，“梁生宝”这一人物形象实际凝聚着多重意涵：《创业史》小说的结构方式，柳青对合作化运动的工作方法理解以及柳青对社会主义主体状态的设想。
由此，程老师从以下三方面为我们展开了对“梁生宝”这一人物形象的解读：
第一，对小说书写的历史阶段特定状况的准确把握。《创业史》实际的故事时间其实只有一年，即1952年底至1953年底，那么1952-1953年的农村形势是什么，当时农村互助合作运动陷入低潮的症结在哪里，当时的工作是怎样做的，合作运动怎样从低潮走向高潮，其中哪些因素在起作用等都是需要落实的问题。程老师指出，《创业史》的故事起于1952年底，终于1953年底。但柳青的写作却经历了长时间的创作和修改过程，即跨越了1954至1959年的漫长时段。在此期间中国农村政策有很多变化，包括从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到后来一系列的运动，因此文艺方针政策的转变也很迅速，包括1953年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文艺界要求文艺“写真实/干预生活”，以及1957年提出“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要求等等。这两方面对小说的构造与表达有很大影响，这些政策与要求的每一次转变都在柳青的小说中留下了痕迹，可以看出柳青一方面在努力回应这些政策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却又有着相当独立的自我理解。因此，对每项政策及其“落地”的精准把握，对柳青对每项政策的理解和回应的把握，这些都是是进入《创业史》背后那个活生生的世界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第二，对1952年底至1953年底这段历史状况的不同叙述方式的差异比较。程老师特别提出与柳青同时代写作的作家秦兆阳作为对照。秦兆阳的《在田野上，前进！》（1954-1956），既是依据《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理解框架，也是依据创作上的“写真实/干预生活”完成的作品。秦兆阳认为干部的官僚主义来自于精神上的市侩和得过且过，他的创作是出于响应当时毛泽东对如不快速推进合作化，革命热情消退后的干部和群众会很快变得庸俗和市侩的政治考虑。因此，这个作品更靠近“及时反映现实”的“问题小说”。而柳青在同一时期的《灯塔，照耀着我们吧！》（1954），可以与之形成对照。这部作品其实是《创业史》小说故事的蓝本依据，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在这部作品中出场。程凯老师指出，出于对合作化运动从低潮到高潮独特的自我理解，柳青在工作中发现了王家斌的政治感与现实感，进而，柳青有意识地观察、培养、调整王家斌。此中，特别关键的是王家斌举止和事迹中透露出的品质，即所谓“社会主义新人的性格”究竟指的是什么，意味着什么。程老师认为，柳青是要发掘现实中可能推动社会主义新人的萌芽，去培养和调动它。王家斌稳重又走心，不爱说话爱琢磨，均符合柳青对合作化运动是长期性运动的看法，同时也符合这一运动需要稳重谨慎的新人的期待。王家斌这样的人具有社会主义新人的性格可能性，虽然还不是新人，这也是传统中国意义上“正心诚意”之“诚”，他是一个活得认真的人。培养这样的人，包蕴着柳青对新社会构成原理的想法：把什么样品质的人放在结构性位置上，也就决定了整个社会未来的面貌。
第三，塑造《创业史》的主人公梁生宝这个理想人物时，柳青是怎样“写”。程凯老师主要从与《创业史》其他人物的对比和梁生宝的正面书写两方面分析了梁生宝的人物形象。他特别指出，柳青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精神世界都是现实，所以分析《创业史》的人物既不能单纯以政治意识而论，也不能局部地谈性格。与贫农积极分子高增福和“退坡”干部郭振山相比，梁生宝吸收困难户入互助组的为难与忐忑，是基于同情心/责任感/政治意识等多方面的结构性感觉。同时，题叙中的梁生宝也不可简单作为正文梁生宝的延长线。基于柳青的社会主义新人理想，梁生宝的起点应该是入党这一情节，因为他变得更谨慎了，而且入党不是对他本身美好品性的消解，而是进一步深化。在小说正面写梁生宝买稻种的一章里，他对家乡的两次惦念体现了他的自律意识和伦理意识，这既撑起了他作为党员的先进性，更是他乡土责任感的动力来源。虽然《创业史》的整个故事最后并没有结局，但新人已经成长起来了。
程凯老师总结，在梁生宝这个“理想人物”身上，柳青既要写出理想主义的逻辑性，又要写出他的现实条件和状态，因此柳青未能完成《创业史》的全部创作也与历史的转弯和加速状态有关，虽然柳青未能完成创作计划。但其中新人新事新气象是让人欣慰的，而能否发掘其中的历史资源与历史价值，尤其当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已成历史时，我们今天的学者反而特别需要借助《创业史》这样的作品来把握这个革命曾经的理想主义的努力。重新从历史生成与文学生成来认识柳青及其笔下的人物形象梁生宝，也与我们如何认识与调整自身，如何重返历史再度出发具有重要意义。
演讲结束，罗成老师高度赞扬了程凯老师演讲中体现出的专业性态度、历史性意识和批判性思维，严谨、求实、缜密又不失审美性与艺术性的分析，特别是其自觉的历史感与现实感，值得每一位有志于文学研究的同学学习。最后，在答问环节中，程老师还与大家就柳青与赵树理、杜鹏程等作家的比较进行了辨析，并回答了同学们对《创业史》情节的提问，现场一派融融生气。讲座进行了三小时，大家意犹未尽，在文学认知与历史认知上又有了更多的思考。
（撰文：罗佩铃、蓝小彬；摄影：王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