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沙龙第12期]周志强:寓言论批评与当今文化艺术的阐释方式

发布人:中国语言文学系 发布日期:2018-05-30

20185261500,中山大学文艺学沙龙第12期在中文堂301会议室举行。本次文艺学沙龙,应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学教研室主任罗成副教授之邀,南开大学文学院周志强教授为我们带来了题为“寓言论批评与当今文化艺术的阐释方式”的演讲。同时,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陈林侠教授、吴晓佳副教授,暨南大学的赵静蓉教授,广东省文艺研究所副所长卢瑜老师等应邀莅临并分享心得。炎炎夏日也挡不住校内外近50位同学们参与本次讲座的热情,周志强教授生动且富有深度的演讲,饱含冷静而犀利的辩证理性,犹如一阵思想的旋风,大家都受益匪浅。

 

演讲部分

 

·当今文化:“选择性亲和的关系”

周志强教授首先对演讲题目进行了一个题解。有关“寓言论批评”的提出,周教授坦言这是自己这两年系统阅读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拉康(Jacques Lacan)时受启发的结果。周教授认为当今文化出现了一些用过去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无法完全把握的新变。周教授以自己与一位石家庄网络小说家的争辩经历为例,一个简单重复、庸俗无聊的作品却能写四千多章,并且引来无数人的追看,周教授认为已经不能用过去简单的价值论方式去理解作品。这样的作品背后一定隐藏了我们没有注意到的秘密,以至于能够形成一个鲜活的大众化的产品。这也是他现在提出“寓言论批评”的重要原因。

接着,周教授就以弗洛伊德叙述的一个故事为例,一个对女朋友很好的男生其实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不断暗示自己是那么地爱女朋友实则是为了要掩盖自己的攻击性倾向。由此呈现出一些有趣的问题,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病是理性的,是病人因不愿再复现创伤记忆而进行的自我疗救,只不过这种自我疗救是通过狂笑、失忆、晕厥而不是药物。这也说明病人也认为这种攻击性是不应该的,所以他愿意去压抑自己的攻击性。那么是谁给了病人这样的观念呢?周教授认为这正是过去精神分析理论所忽略之处。进而压抑的方式有很多,那么为什么病人选择用这种强烈的爱情的表达来压抑攻击性呢?

为了解释以上两个问题,周教授提到了黑格尔(Hegel)的辩证法,他认为辩证法就是把本不相关的事物关联到一起的思维能力,在不可能性中发现其潜在的可能性的能力,在一个冷冰冰的对象中激活其潜在主体的能力。而西方思想传统从柏拉图(Plato)以来,人类建立了几种认识事物的关系:其一是因果关系,其二是结构性关系。除此之外,周教授认为还有第三种关系,也就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中提出的“选择性亲和的关系”,即是完全偶然的碰撞在一起并且迅速结成了一种新的关系,这个关系还有可能生产出另外一些关系。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就是选择性亲和的关系,新教伦理不是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也不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必须并置于一个空间才能产生这样一个后果,而是新教伦理恰好碰上了资本主义,它才成其为欧洲的资本主义,而全球就把这个资本主义当作资本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周教授认为弗洛伊德案例中的病人,选择用爱的方式压抑自己的侵略性是一种非主动的选择性亲和。

进而,周教授认为过去的文化与当今的文化不同之处就在于,过去的文化是内在统一的、协调的,而当今文化可能完全是选择性亲和的关系。

 

·走向“事件论”的寓言论批评

进一步,周教授又以弗洛伊德的另一个案例加以说明。在这个案例里,有一位男人在父亲病重的时候,父亲交代他注意点滴的液体到达底线,而他过于注视点滴而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发现父亲已经去世了。医生告诉他,他的父亲是自然死亡,因为液体还未到达底线。但是这个男人强烈自责导致他自认是自己导致了父亲的死亡,于是他就开始自我拯救,不断寻找不在场的证据。

从这个案例中,周教授认为我们可以找到从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到齐泽克(Slavoj Zizek)都很重视的“幻觉”。这个病人强烈地把“自己杀死父亲”这一幻觉强加给自己,于是他要否认“自己是杀死父亲的凶手”,而当他寻找不在场证据以证明自己没有杀死父亲的时候,恰恰也证明了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吊诡的辩证法。弗洛伊德把这个现象解释为人所共有的“死亡冲动”,但是周教授对此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周教授提出用“幻象穿越”的概念加以理解,即把自己当作一个幻象以确定自己的位置。众所周知,在拉康的“镜像”比喻中,人是通过镜子里自己的形象来“误认”自己的,周教授认为拉康只看到了形象的错认,却没有承认错觉对于位置的确定是必不可少的,忽视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幻觉”除了是“误认”,其实还有“定位”的意义。因此,周教授认为,不能仅仅认为弗洛伊德的第二个案例是一个“压抑”的无意识文本,这里实则还包含了“释放”的因素。这个案例里有一种既“拒斥”这个“幻觉”,同时又强烈地包含了通过这个“幻觉”定位“自我”的冲动。

由此,周教授提出应该倡导一种新的理解当今文学艺术作品的思路,即把作品也视为这样一个复杂的结构,作品的故事内容不是单向的反映、结果、对应、对位,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心理与社会精神内在博弈的后果。当我们面对一个有趣的文本时,我们应该要既能释放出其中无限的力量,也能通过它对精神的改写来重新理解这个本文内部决定性的因素。这样一种新理论就不是反映论、不是情感论、不是结构论,甚至也不是主体论,而应该是“事件论”的。

这里周教授以热播的电视剧《欢乐颂》为例,在《欢乐颂》中的欢乐都是同质化的,“红酒”加“气球”就能带来欢乐,而《欢乐颂》中的悲伤则是有某种脱离文本的震彻心魂。从蠢笨的邱莹莹、悲伤的樊胜美、克制的安迪身上,周教授认为,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当今文化的文本本身总是释放出一些与现实和历史毫无关系的、但又值得我们反思的信息。《欢乐颂》并未反映了当代人的欢乐或者爱情,它更应该被视为一个随意编织的象征结构,一个寓言,而非一个反映论或情感论意义上的电视剧。

在这个意义上,周教授认为当今文化批评的核心应该采用一种寓言论批评。寓言论批评主张:文本不能用常识的、因果的、结构的、二元的思路去理解它,必须让故事本身的元素发生新的碰撞或相互对立,从而产生新的意义。因此,寓言论批评是一种倒装的批评,其第一个目标在于把表面富有逻辑的完整故事还原为内在毫无关系的、偶然性的事件;其次,寓言就是所有细节缝合之后其实是指向另一种东西,我们必须借助另外一套符码来解释它,寓言论批评必须相信一个文本本身不能讲述自己的故事因而要去发掘新的故事,因此寓言论批评的第二个目的不在于分析这个故事,而是运用这个故事本身的不协调,将内在的伪装成“因果关系”的“选择性亲和关系”重新暴露出来,从而让其成为第二个文本。进而,寓言论批评的第三个目标就在于,第二个文本相较于第一个文本,能够更多地讲述出关于这个世界内在的历史困境。

 

·寓言论批评:真实·物化·想象力

在此基础上,周教授提出了关于“真实”问题的讨论。周教授认为当今文化艺术出现的一个新特点就是用“故事”在历史当中去拯救“事件”。周教授以日本新海诚(Makoto Shinkai)动漫电影《你的名字》(君の名は)为例,电影中新宿地铁站的广告牌和男主人公读的书上面的字都被强烈逼真写实地画了出来,但周教授认为整部电影恰恰是用一种强烈的美术风格呈现出对生活现实的拒绝姿态,用一种隐秘的快乐来抗拒人生本身的苍白无力。电影用男孩回到三年前拯救女孩的故事去抗拒彗星撞地球的事件,也即“故事”掩盖了“事件”。同时也就是用画面上的真实来取代了彗星撞地球的真实。

进而,周教授认为在拉康的概念里,“the real”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历史,历史是“story”,而“the real”是属于实在界的,是构造历史的内在力量。“truth”则是真相,是可以随意更换的,是能够装作“the real”不存在的真实。周教授认为当今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基本理解就是用一个真实去掩盖另一个真实,用“truth”的真实去代替“the real”的真实,用一个毫无逻辑的“故事”去假装“事件”从来不存在。周教授以《乡村爱情》为例,电视剧用人物性格的真实掩盖人物生活的真实,正体现了这样的逻辑。同时,大众文化还呈现出用美的写实掩盖生活真实的另一面。周教授提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紧急状态”概念,本雅明的生命历程正是位于一个看似高度繁荣发展的时间段实则处于一战与二战之间的“紧急状态”,而这样一个繁荣状态恰恰是卢卡奇(Ceorg Lukacs)所说的“物化”状态。在此状态下,人是缺乏认识这种危机状况的主观能力的,这是因为“物化”的危机呈现出“去危机化”的倾向,而当今文化艺术用“故事”掩盖“事件”与之具有同构性。在这个意义上,周教授认为“the real”就是历史困境与危机意识。

因此,寓言既是文本结构,也是当今文化结构,即表面是完满协调的有机统一体,而其实是靠着“选择性亲和关系”搭建起来掩盖内在危机的系统符号。因此,寓言论批评就是要拨开理性合理的一面,看到理性的疯狂,从而在疯狂中看到另一种正常的理性。周教授认为应该运用辨证意象的想象力、社会学的想象力、乌托邦的想象力来构造寓言论批评。辨证意象的想象力是文本阐释的能力,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历史重构的能力,乌托邦的想象力则是解放冲动的能力。那么有没有不需要重构的、本身就能表达完整意义的文本呢?周教授认为格非的小说《望春风》以及郑大圣的电影《村戏》就体现了一种“寓言现实主义”,因为这样的作品中,创作者有能力把生活本身描绘成一个可以呈现危机的寓言。

无论是寓言论批评还是寓言现实主义,其根本在于呈现一个“事件”及其内在危机,而不是一个仅仅喋喋不休言说的“故事”。当今文化正处于想象界大爆发的时代,处于一个剩余的象征界的符号生产体系中,因此寓言论批评就是把“故事”变成“事件”的方法。

 

与谈部分

 

·对话“寓言论”:一种立足马克思主义历史意识的当代批评新路径

在周教授的演讲之后,与会的老师们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感想。

中山大学中文系陈林侠教授首先表达了对于寓言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赞同,其次从《村戏》高完成度的角度表达了自己对于这部电影同感赞誉,最后陈教授也有感于演讲中辩证法的运用,认为用辩证法去解读《你的名字》是非常恰当的,很受启发。暨南大学的赵静蓉教授表示今天自己通过周教授现场生动的讲座,清楚地理解了周教授的学术理论观点,她回忆起自己曾经与周教授有关“1+1=?”的有趣讨论,表达了文学批评是最难的感叹,因为文学家的任务是讲故事,而批评家的任务在于分析事件,从故事到事件唯一能帮助我们的就是周教授所强调的想象力,文学批评之难在于,我们自以为的想象力是无助于发现被掩盖的真实的。她进而提出,我们或许也不能忽视讲故事的重要性。中山大学中文系吴晓佳副教授则首先分享了自己用寓言来分析格非老师的《人面桃花》的文学批评实践,进而表达了今天听周教授用寓言论批评分析大众文化对自己很受启发,与自己原有的用寓言分析经典文学的思路很不相同。在这个意义上,吴老师提出一个思考:寓言论批评是需要极高的学养才能在理论层面上达成,但从其教学经验来看,因为学生缺乏把握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学的理论能力,因而学生往往在评论网络文学或大众文化时存在很大偏差,如套用经典文学批评方法去解读网络文学等等。广东省文艺研究所的卢瑜老师则认为周教授的讲座为其思考现在的文化现象提供了一套方法、视角,并对于如何理解结构性关系的问题向周教授进行了请教。最后,罗成副教授向周教授提问:“寓言论批评”根本上是否是历史性的文学艺术批评?周教授对此回应,他认为“批评”是来自“批判”(Critical)理论,并且他认为自己工作不是一般意义的“文学批评”,即不作任何单篇的作家作品分析,而是要对当代文化知识进行新的知识归类,最后目的是要构建一种理论策略,而非仅仅对作品的好坏进行评判。关于结构性关系的问题,周教授以美国电视剧《Friends》与《欢乐颂》作对比,过往诸如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批评方式,对于文本内部的结构性关系都认为是被历史所决定的,或者是作品本身与历史有结构性的关联,但是当今的文化因其处于想象界的大爆发,文学创作可能是完全没有规则的,因此不再能用以往的因果关系或结构性关系去理解,同时周教授也不认同用“装置说”去理解当今文化,因为这是去历史化的。进而,周教授肯定了“寓言论批评”说到底仍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历史性批评,但是要与杰姆逊和伊格尔顿相区分开,因为他们是相信故事与历史呈现为结构性关系。周教授认为他希望展开的是一种立足具体的、个别的、有条件的历史困境去深入理解当代文化的批评路径。

最后,罗成老师分享了自己对本次演讲的感受,认为周教授的文化批评这些年一直在不断精进,总是有更新的学术创见不断提出。看似讨论大众文化艺术的文化批评实则需要具有很强的理论素养,真正伟大的批评家永远都是关注“同时代”文化经验的人。罗老师以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为例,说明了他对周教授对当今文化知识进行分类把握的理解,强调周教授的研究其实是在处理知识领域非常前沿的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对于训练同学们的人文思辨力与想象力,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启发。

 

(撰稿/摄影:王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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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沙龙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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