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讲坛125]耿幼壮先生:跨文化交流中的知识生产与流通问题

发布人:中国语言文学系 发布日期:2016-12-12

主 题:[名师讲坛125]耿幼壮先生:跨文化交流中的知识生产与流通问题
主讲人:耿幼壮教授
地 点:中文堂206讲学厅
时 间:2016-12-06 19:00
 

 

2016年126日,中文系名师讲坛系列讲座第125期在中山大学南校区中文堂206报告厅举行。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耿幼壮先生应邀来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作了题为跨文化交流中的知识生产与流通问题的演讲。本次讲座由中山大学中文系魏朝勇教授主持,百余位师生到场聆听并参与交流。

“知识生产与流通是耿教授借用美国学者大卫·丹穆若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提出的概念。耿教授首先分析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在当今时代遭遇的两大挑战:民族语言在全球化时代地位的削弱,以及“经典”的统一标准在多元化时代的缺失。面对现有挑战,丹穆若什认为应该以知识生产与流通为视角来看待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而耿教授的演讲也正是由此视角展开。

谢阁兰的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历史地位与跨文化交流中的异邦想象问题

谢阁兰(1878-1919)是一名法国医生,考古学家,诗人兼学者。作为一个有着多重身份且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诗人,谢阁兰在90年代被学界重新发现并引起热切关注。耿教授认为,谢阁兰的重新发现,向我们呈现了如同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一样,人们对于学术研究的认识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另一方面,谢阁兰的著作和他本人一样难以归类,学者与诗人的身份在他身上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谢阁兰身份、著作以及历史地位的多重性让他成为跨文化交流问题的典型范本,并由此引发了耿教授有关跨文化交流中异邦想象问题的探讨。

接着,耿教授介绍了几本谢阁兰的著作:《谢阁兰中国书简》、《中国西部考古记》、《古今碑录》、《画》和《论异域情调》。在《中国西部考古记》中,谢阁兰对中国古代的雕刻、墓葬,特别是大型雕刻,做了比较早的研究。在《画》中,谢阁兰用语言描绘了百十幅中国画,其中绝大部分画作是他根据中国历史想象出来的。《古今碑录》中收录的拓片,也只有几个是他真实见过的,其余概是据其想象编纂的。

谢阁兰在他未完成的著作《论异域情调》中写道:“……异域情调的力量,不过是一种认识他者的能力……”他在给朋友德彪西的信中又写道:“最终,我寻求的是在中国的一种幻象。”对此,耿教授认为,谢阁兰的学术研究,“汉学著作”虽然反映出了古老中国的现状,他的主旨却是在揭示一个诗人想象中的理想国度。然而,跨文化交流原本就充满了异域想象,文学想象本身也即是知识流通和生产的方式之一。正如人们通过谢阁兰的作品认识和想象他,通过传闻中博尔赫斯对他的褒奖而赞誉他,谢阁兰本身也是一个介乎真实与想象之间的人物。

博尔赫斯和福柯笔下的中国百科全书与思维和存在的历史先验性问题

谢阁兰诗人地位的建立也许源自传闻中博尔赫斯的一句赞誉,耿教授由此过渡到博尔赫斯和福柯笔下的中国百科全书。这一部并不存在但却被二者真实记录的百科全书,引发了耿教授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历史先验性问题的思考。

这部中国百科全书很有可能是源自博尔赫斯的中国想象,博尔赫斯在其中谈到其荒诞的分类原则,被福柯在《词与物》中引用。而这部百科全书和分类原则的现实对应物,则是狄德罗所编的《百科全书》和其所代表的启蒙思想和理性传统。耿教授认为,博尔赫斯多少借此嘲讽和解构了以西方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传统。

博尔赫斯是一个小说家,所谓幻想,本来就是他的最基本的思维和存在的方式。那么,作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福柯呢?耿教授接着引述了福柯在《词与物》中一段关于中国的解读,并着重强调了其中三组形容中国的意象:“神秘王国”,“空间场地”,“地球的另一端”是地理概念,“乌托邦储藏地”、“梦幻的世界”和“想象系统”是福柯的主观评判。

耿教授认为,这三组意象表明,福柯始终在西方对中国的两种认识,即梦境和想象意义上的中国和地理地质学的中国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福柯似乎把自己的理论基础归之于一部不那么可靠的著作,而这部百科全书在分类上尽管荒诞,但其引人发笑的、不合逻辑的成分却有着某种独特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把真实和想象合乎逻辑的并置在了一起。依靠这种不合逻辑的逻辑力量,耿教授看到福柯的思想限度和中国人的思想限度被展露了出来。福柯清楚地表明,他和许多其他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本就是这样一种真实与幻象,思维与想象的共同产物。福柯所援引的百科全书中不真实的怪异的产物,恰恰是历史的产物,思想的产物,逻辑的构成。相反不可能的是我们对它们的所谓真实的、客观的认识。“历史和客观的事实当然存在,但是重要的不是历史是否真实存在,重要的他们如何成为真实的或不真实的存在,这就是所谓存在和思维的先验性,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和存在所无法逃离的限度。”

随后,耿教授进一步提出了方法论上的思考。他提出,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西方对我们的认识,或我们关于西方的认识是否客观、正确、真实、全面,而是这些认识是怎么形成的,且它们在形成之后如何作用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存在,我们对于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流通。这才是对于人文学科来说至关重要的。

费诺罗萨和庞德的翻译、创作和诗学思想与文献资料的可靠性问题

关于中国文字,福柯也有相关叙述。然而,自黑格尔到福柯,西方人一直认为中国文字不像西方的表音表意文字,而仅仅是象形表意文字,它仅仅表达意象在空间中的呈现,与声音在空间中的持续毫无关系,因此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西方人对于中国语言的认识显然部分来自于他们的想象,而这种认识至今仍然为大多数西方人所深信不疑。

从福柯对中国文字的认识,耿教授过渡到有关中国文字和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论述,并以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及其思想来源费诺罗萨的作品作为讨论对象。

庞德的意象派诗歌理论来自于费诺罗萨,他在整理费诺罗萨遗稿的过程中,将费诺罗萨翻译的十几首中国古诗重译了一遍,并出版了对西方影响非常大的《神州集》,后来艾略特评价道:“至少我们今天知道的中国诗歌,是依照庞德创造出来的。”除了诗歌的著作以外,费诺罗萨还留下了一部名为《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的手稿,内容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讨论,庞德也将它整理出版了。通过这篇文章,庞德创造了他的表意文字法,并为我们留下了关于中国古代诗歌和哲学最独特的,最优美的,但同时也是最武断离奇的翻译。

介绍了庞德创作的背景之后,耿教授提出近年来学界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并出版了由三位美国学者编辑的最新评注本的《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通过这本书,人们知道庞德为了给他的意象派理论找到理论基础,把费诺罗萨文本中谈论中国语言文字声音的部分删去了。多少年来,美国的读者和诗人接受的是没有声音的中国诗歌的视觉感知,对于中国美学和诗学的理解便相去甚远。那么,新的资料的发现能不能推翻以往的一些结论?

耿教授提示我们,在这之前,德里达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说道:“庞德这种完全基于形象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是对最为深厚的西方思想传统的第一次突破。由此中国的表意文字对于庞德作品的吸引力可以被赋予全部的历史意义。” 他对书写的强调就是要破除所谓的逻格斯中心论后面的语音中心论,所以他对中国的文字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今天我们看到的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显示,庞德只是片面地继承了费诺罗萨的思想。

然而,耿教授认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理论和对中国文字的认识仍然不能够被推翻,德里达基于旧材料的基础上对庞德的认识也依然有意义。 尽管西方人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认识现在确实有所改变,特别是由于解构主义,由于德里达等人在思想上的推进。而在文字问题上,耿教授十分推崇一位名叫徐冰的艺术家,认为他在中西方交流中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徐冰的成名作《天书》由成千上万的不可读的由他杜撰的文字组成,他的作品很好地解释了德里达的文字思想。徐冰创作了一系列英文方块字书法,把26个英文字母变成和中国偏旁部首类似的书法,在国外非常受欢迎。耿教授谈到,这种书法的出现改变了西方人对于自己字母表音文字的认识,让他们意识到西方的字母语言也可以有形象的含义。徐冰在国外的每次展览都提供笔、墨、纸,“文字除了它的含义以外,其在空间中的呈现也有意义。人们对于文字的理解也有变化的过程,其书写的过程也是时间的延异。”

讲座最后,耿教授总结道:“我们对于知识的生产都不仅仅是逻辑思维的结果,都有我们想象的成分。特别是在跨文化的知识生产中,充满了误解,想象,和梦幻的东西。这是我们知识生产的条件。”他分享了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中的一段话作为结束,并设想如果德里达今天还能够再来中国,他的书写学理论和解构思想一定能够得到更多中国学者的理论支持。

中山大学魏朝勇教授在耿教授结束讲座后作出总结,并发表了感想。魏教授提出,“中国幻象”和“中国语言文字”是把握耿教授讲座的两个关键词。耿教授以谢阁兰作为引子,随后讲到了博尔赫斯、福柯、庞德,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涉及到对以黑格尔为主导的历史进步论的反诘。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判断对于清末的一些知识人冲击特别大,也构筑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东方主义经常讨论的西方中心论问题。

魏教授同时引述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梁启超的《新史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以及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进一步深入阐释了耿老师讲座的中心议题。最后,魏教授总结道,耿老师的讲座勾勒出西方现时代智识中对于以西方历史进步论为主导的西方优越论的潜在颠覆,展示了西方诗人和思想者言辞中另一个中国形象,“这其中涉及到一个他者对另外一个他者的想象问题,这个问题没有确定性。可能固有的东西和颠覆的互动,就是他者对他者的认识的‘播撒’和‘延异’”。(撰稿人:张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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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幼壮先生在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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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朝勇教授(右)为耿幼壮先生(左)颁发中文系“名师讲坛”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