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讲坛129]柯雷先生: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文化翻译问题

作者:中国语言文学系 发布日期:2016-12-19

主 题:[名师讲坛129]柯雷先生: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文化翻译问题
主讲人:柯雷教授
地 点:中文堂206室 讲学厅
时 间:2016-12-08 19:00
 

 

2016年128日晚,中文系129“名师讲坛”在中山大学南校区中文堂206报告厅举行。本次名师讲坛由荷兰莱顿大学的柯雷先生主讲,他为中山大学师生带来了一场关于“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文化翻译问题”的报告。中山大学中文系张均教授主持了本次活动。

柯雷教授首先回顾了自己的学术背景。他的博士论文《粉碎的语言:中国当代诗歌与多多》,以当代诗人多多为中心,关注的是“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和地下阅读的状况,并涉及到民间刊物、审美变迁等维度。进而,他在近期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一书中,用很长的导论梳理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诗歌流变,同时也对各类诗歌思潮的复杂交织进行了详细解剖。柯雷教授曾长期担任莱顿大学中文系主任,2009年开始任区域研究院(LIAS)院长,负责主持关于亚洲和中东地区的跨领域、跨学科研究。在长期担任此项行政事务后,柯雷获准休假一年,如今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

柯雷说自己从文学研究转移到区域研究后,发现了此前在文学研究中未曾重视的问题,即对广义翻译现象的翻译研究。他的前两本著作,更多是从手头资料出发,进而探讨理论问题;而现在开展的工作,则是先提出问题,再去寻找资料。这不仅仅是个人兴趣的内在转向,也是因为发现“文化翻译”问题确实能有助于先锋诗歌研究。

那么,作为核心概念的“翻译”,我们该如何理解?柯雷指出,“翻译”(translation)的原意,是把某物从某处带到他处,并不特指语言问题。而我们如今在规范意义上谈的“翻译”,已是指“语言翻译”(lingual translation)。与之相对应,“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的提出,则是要重视原文各方面的文化语境,把个别的文化翻译(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s)整合在一起,借鉴人类学及福柯关于权力关系讨论的成果,探求霍米·巴巴所说的“文化本身的肌理”,试图把握“文化”的动态过程。

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将会面临一个关键问题,即“翻译”的(不)可译性。柯雷教授认为,可译性或不可译性,有一个贯穿哲学、比较文学、语言学即专业翻译研究的思考脉络,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思索。事实上,世界上自从有了语言,同时便产生了翻译;而在诗歌问题上,尽管许多人认为这一文体最不可译,但诗歌翻译也一直在进行。柯雷借用德里达关于“诗是让读者和听者想要背下来的文本”的说法,启发大家思考语言的物质性。

回到中国当代诗歌,柯雷认为我们或可从文学史上的“时刻”与其“他者”这个关系出发,来重新梳理文学史历程。柯雷提出文学史上的“时刻”有多种,例如个别作者、文学群体、特殊历史语境中的文类等等。那么落实到先锋诗歌,其与他者产生的张力,就构成了某种“疼痛之处”。先锋诗歌的他者的出现,就是作为个案研究的可能,它包括打工诗歌、外语诗歌、国内文化正统、中国古典诗歌、本土诗坛、广大社会等。对于打工诗歌,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定义和命名问题、与先锋诗歌和官方诗歌的关系、先锋评论者的话语建构作用,并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以什么名义、如何来讨论打工诗歌;对于外语诗歌,柯雷以外语诗歌的汉译、不同读者群体的不同阅读反应、国内外评论话语的(不)可兼容性、先锋诗歌及先锋诗人在海外的表象(译介,教研等)、肤浅的政治化、母语者的贡献等多个角度打开学术研究的可能;至于本土诗坛和广大社会,则可以将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视野纳入进来,以更切实有效地讨论诗歌作为文化生产背后的现实土壤。

在本次讲座的尾声,柯雷给大家分享了他的研究方法论,包括阅读(细读、远读)行为、话语分析、参与性观察、采访等。张均教授最后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柯雷教授作为一位海外汉学家,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理解和把握,为同学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启发了我们如何进一步向前推进。而现场观众也对柯雷教授的精彩讲演报以热烈掌声。 讲座最后,张均教授向柯雷教授颁发“名师讲坛”证书。(王逸凡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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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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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