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讲坛130]周志强先生:文化批评的政治想象力

发布人:中国语言文学系 发布日期:2016-12-19

主 题:[名师讲坛130]周志强先生:文化批评的政治想象力
主讲人:周志强教授
地 点:中文堂206室 讲学厅
时 间:2016-12-16 19:30
 

  2016年121619点半,中文系名师讲坛第130期在中山大学南校区中文堂206报告厅举行。本次名师讲坛,应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学教研室主任罗成副教授之邀,南开大学文学院周志强教授为我们带来了题为“文化批评的政治想象力——以及卢卡奇、米尔斯与本雅明”的演讲。80余位来自中山大学校内外的听众,热情地参加了本次讲座,在周志强教授生动活泼而又严肃深刻的讲演中,现场不时爆发出一阵阵充满思想反思的笑声。

 

文化批评是回应现实问题的学问

 

首先,周志强教授对于演讲的题目进行了一个题解,即本次演讲主要想要探讨的问题有:其一,什么是文化批评,它和我们常说的文学批评有什么区别吗?其二,在研究学问越来越要求学术规范、科学性的当下,为什么文化批评还要有想象力,这个看起来与艺术家有关的想象力,对于文化批评来说是什么呢?其三,“政治”这个词汇又意味着什么呢?周志强教授围绕这几个核心问题展开了他的演讲。

什么是文化批评?周志强教授说,在当今中国之学界,相较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思想、中国文学批评观念等等,文化批评可能还算不上是一门学问。文化批评的概念是一个很难望文生义的词,而现如今又被大众明星或电视栏目滥用的概念。周教授用其在百度和知网上对“文化批评”的检索数据告诉我们,文化批评之“热”,即文化批评不仅在学术界,在大众文化界都有很高的关注度。并且,周教授强调现在“文化批评”存在虫洞化趋势,出现了很多学科都在用文化批评方法的现象。因此,周教授指出在文化批评热的背后,凸显出国人对当下生活进行阐释的强烈欲望和内在焦虑。人们对于当下社会的不满,尤其是由于不知道如何归因而滋生的对于现状的焦虑不安,会激发国人与“文化批评”寄予过高的期待。周教授谈到,当我们的认知发生错位或转移时,文化批评就会热,而从广义文化批评角度来看,最早进行文化批评的当属梁启超。周教授又用涂尔干(Emile Durkheim)“失范”的概念以及贾樟柯电影《小武》作为例子加以解释文化批评何以出现的社会缘由。因此,周教授认为每一次的文化批评热都是要解决如何进入我们当下面对的现实以及对政治无意识诉求的后果。

进而,周教授提出“文化批评”的概念在历史上可划为三种不同的理解形态:其一,是英国学者利维斯(F.R.Leavis)所倡导的在对文本进行阐释的批评中提出社会政治诉求,周教授将之命名为“文化批评论”;其二,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论”,他运用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圆桌”隐喻,认为社会要达到成熟要靠人们围着圆桌发表意见来实现;其三,是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社会改造论”,即文化批评要做的是:将工人群体进行文化改造由此把他们从资本家那里争夺回来。在此,周教授以“旅行”这一越来越兴盛的社会现象为例,认为文化批评应该真正地触及到一个人真实的政治经济学的困境,而不是把他人的生活和异地的生活当成真实的人生处境。

与此同时,文化批评也深深受到社会学理论影响。与之相对的,其一,是哈贝马斯可以代表“结构论的思想,即将文化批评理解为一个社会交互性交往构成一个良性社会的必要手段;其二,是威廉斯可以代表“互动论”的文化批评,即用好的文化批评来扶正好的思想,培养好的学生、好的公众,从而建立良性的公众教育;其三,是“冲突论”的文化批评,也是周教授个人所倡导的一种理解。这是由马克思(Karl Marx)确立的,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的压迫方式与古代社会不同了,更抽象化了。周教授将这种状况称之为“解放性压迫”,即通过说服人产生认同从而产生合法化态度。进而,周教授以《泰囧》为例,解释了三种文化批评理解方式是如何运作的。进而提出“文化批评”不同于文化研究,对于“文化批评”的理解,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的理解,不能仅仅从这种文体的学术传承和理论谱系角度来完成,更应该将这种文体的意义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境遇紧密相关。

 

文化批评是一种应对资本主义物化逻辑的新型政治斗争方式

 

然后,周教授强调,有必要认识一下“批评”这个概念,周教授从康德(Immanuel Kant)“物自体”的概念说起,指出在康德的世界里,当上帝隐性退场时,人的发言在知性领域都要反省为什么这么说,即康德的理论天然地蕴含着自反性。按照这个方式才能去反思: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人类好的生活?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人造的,人应该在未来创造更好的生活,对于现在生活的不满就有了批评。但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未来、革命并没有如期到来,这里的重大问题是:革命为什么没有到来?用列宁式的话语来说,就是底层工人阶级的不觉醒,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话语来说,就是文化工业的欺骗性。对此,周教授引入了“同意工程学”的概念,也就是20世纪之后,尤其是50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斗争形式不再是革命主导的,而是文化主导的,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法治的、秩序的社会,却隐含着意识形态的宏大安抚工程。革命没有到来,不是因为政治而是文化,因为我们生存在到处生产着文化幻觉的空间里,对我们生产着内在安抚的无意识。周教授在此用电影《黑客帝国》的例子加强了大家的理解。

紧接着,周教授用卢卡奇((Georg Lukacs)在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概念进一步解释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以及文化批评的必要性。物化概念主要反映出三点内容:其一,物化是指社会的核心利益是物的利益,人与人的关系完全受物的关系所决定;其二,物化是人与人之间潜在的规则是由物的规则来引导、完成的,使得人即使人生目的不在于“物”也不得不在物的规则下活下去;其三,是“物”千变万化为各种各样的意识,甚至可以变成非常美好的意识,甚至对于“物”的反抗本身都是物化的后果,我们习以为常的常识都是物化的。周教授以电影《断背山》中的片段为例加以解释,并且指出“极简主义”也是符合这样的逻辑。

因此周教授认为,文化批评是在物化规则下揭示物的规则的批评。文化批评的政治性就在于它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斗争的方式,是应对资本主义物化逻辑下文化幻象生产的新的策略。只有充分认识到文化批评并不是轻飘飘的关于文化和艺术的分析,归根到底是关于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机制的批评,是如何让大多数人直面自身真实的处境和境遇的政治批评。所以文化批评的使命是重构真实。于是,周教授用卢卡奇从韦伯(Max Weber)处继承并发展的关于“合理化与伪经验这一吊诡逻辑来揭示文化的政治幻想:在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失去了不按照理性化安排自己生活的能力,也就是说,人们没有任何可能性逃脱物化体系的自我意识和认识困境。因此,真实”变成了符合物化后果,而虚假的经验和理解,反而有可能成为人们认为的“真实,而马克思的《神圣家族》所批判的也同样是反映出这种越真诚越虚假”的吊诡逻辑。

周教授提出,卢卡奇思想中,文化批评同样需要革命意识,只有通过革命性的理解,真实性才能呈现出来,这也就构成了卢卡奇的总体性批评原则:它体现为必须把任何单独的文本镶嵌到社会的总体性视野中,文本才能凸显其意义。周教授以其亲身经历的一次论辩为例,讲诉了一个房地产老板眼中的美好生活是如何忽略了其他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困境。

 

文化批评:政治想象力·乌托邦想象力·辩证意象想象力

 

在此基础上,周教授提出文化批评需要想象力才能够发现事件背后的特殊原因、规律。周教授以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为例,认为文化批评总是要批评那些看不见的,那些事件背后的产生机制。在此,他进一步介绍了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的理论。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研究应该具有“社会学想象力”,认为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命运。但同时,周教授提出米尔斯的理论存在一定缺陷,即过于突出强调一种“心智品质”,其功能是戏剧性地让个人现实与更大的现实关联在一起。但周教授强调,社会学的想象力必须首先是一种政治想象力,否则就只能是神秘主义的胡思乱想。简单地说,只有首先保证想象力乃是建立在对当下社会现实基本矛盾、困境和冲突。政治想象力才能确保文化批评是有效的,进而才能把握住总体性批评的原则。

此外,周教授认为还应该有乌托邦的想象力。文化批评的想象力乃是一种“批判的想象力”,即坚持用想象未来的乌托邦主义视野发现当下矛盾和困境,并通过坚守对当下困境和矛盾的开掘,致力于构建更好的未来的能力。对此,周教授提醒我们,对于当下很多社会问题的理解应该是结构性的理解,而对于这些结构性的问题要警惕将其简单化为政策性的问题解决。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思想中,本雅明认为资本主义随处可见留住当下的冲动,即一种自恋冲突。本雅明用乌托邦的想象力在伞套中、在资产阶级对天鹅绒的喜爱中、在玻璃材料因其存在随时崩塌的未来而被用来建设摩登大厦当中,看到了这种对当下的否定的隐姿。因此,乌托邦的想象力是要恢复对象的历史困境而不是它变成一种政策性的、当下性的一种直观解决的方案,文化批评也就应该是基于对未来召唤的批判。

因此,周教授倡导一种作为“寓言”的文化批评,即文化批评还需要辩证意象的想象力。这亦是从本雅明而来的一个概念。如果我们从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想达到一种乌托邦的想象力,那么文化批评坚持的总的方法论策略就是辩证意象的想象力,而辩证意象的想象力是将毫不相关的意象放在一起而达成的。周教授以《蜗居》中海藻与宋思明的关系详实生动地阐释了辩证意象的想象力可以如何思考对象与展开批评。在海藻对爱执着追求中,辩证意象的想象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坍塌的世界,在两人的关系中,爱已不是核心,爱可能变成其自觉构建的集群规则之一。

 

交流与总结:文化批评是对危机意识的召唤

 

而文化批评的政治想象力最终导向的最佳理论表达,周教授认为就是本雅明的“紧急状态,即在表面美好的背后总是隐藏着危机。文化批评就应该是对紧急状态的召唤。当我们在《欢乐颂》、《琅玡榜》中只是其乐融融而忘记危机时,文化批评就应该应运而生。即在一个繁复美丽的娱乐化时代中,文化批评要做到对危机的召唤。周教授最后以电影《伙计们请起立》中的最后一幕激励大家——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正在倒下而不能实际改变什么,但每个人都有能力为了我们的天空发出反抗的声音。

最后,罗成老师也分享了他的听后感,他强调,周教授不仅在学院内也在各种公共领域,用其文化批评积极地发挥着推动社会去反思自身的作用。而周教授在回答同学们的问题时,强调了文化批评的“政治”作用在于反思一个社会的重大资源分配方式与逻辑,对于这些想当然分配的逻辑,文化批评不是去攻击而是去解释与反思。

本次讲座在周教授形象生动而又深入浅出的演讲中愉快地结束了,演讲中不时地有台上台下有趣的互动,周教授精彩的演讲也让同学们欲罢不能。

 

(王婧怡 撰稿,杨尧钦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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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强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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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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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成老师为周志强先生颁发中文系“名师讲坛”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