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沙龙第5期]蓝江:阿甘本的生命形式与叙事

发布人:中国语言文学系 发布日期:2016-12-21 阅读次数:1

2016年121819点,中山大学文艺学沙龙第5期在中文堂301室举行。应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学教研室主任罗成副教授之邀,南京大学哲学系蓝江教授为本期沙龙作了“阿甘本的生命形式与叙事”的主题讲演,中山大学哲学系廖钦彬副教授、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周慧副教授、华南理工大学英语系李昀副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肖剑博士、吴晓佳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张成华博士、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曾庆娣博士莅临现场并参与了交流,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校内外听众数十人参加了本次沙龙。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是继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福柯(Michel Foucault)之后,在今天最值得阅读的思想家之一。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第一本阿甘本著作是他当年在罗马的一个讲座集《剩余的时间》,随后的几年里,阿甘本作品的中译本逐渐增多,如他的哲学论文集《潜能》、政治学论文集《无目的的手段》、“神圣人”系列的《神圣人》《语言的圣礼》《例外状态》、专门论图像与艺术的专著《宁芙》、及其讨论诗学的专著《诗的终结》等等。蓝江教授向大家介绍,阿甘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接受了语言哲学的训练,语言问题一直是阿甘本哲学思考的核心,而在阿甘本的思想体系中,“神圣人”、“赤裸生命”、“生命政治”、“生命形式”,也都是极为重要的概念。在演讲中,蓝江教授以后者为重点,就阿甘本的“生命政治”与“生命形式”理论与大家进行了讨论。

 

从传统政治统治到现代生命政治

在对阿甘本的作品及其在汉语世界的译介研究情况作了扼要的介绍之后,蓝江老师从“生命形式”这一关键词出发,向大家介绍了“生命政治学”在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福柯到阿甘本的理论中的发展过程。我们的生命形式有什么问题?蓝江老师指出,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每个人都被训练成了“正常人”(normal people)。在福柯那里,“正常人”与“不正常的人”是一组对立的概念。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正常人?什么样的生命才是合格的生命?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成为人口学统计的一个对象?

蓝江老师进而举例:就身体健康状况而言,“病人”相对于“健康的人”而言是“不正常的人”,假如一个人的医学检查结果显示,某一项目或多个项目超过了规范性指标,这个人就会被具体的数值“标准”界定为“病人”,尽管“病人”自己可能并不这么认为。早在福柯之前,康吉莱姆已经指出,区分“正常人”与“病人”、“不正常的人”的,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标准,而是一个人为的政治、价值标准。康吉莱姆在这一方面的思考对福柯、阿尔都塞等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巴西圣保罗大学执教时,福柯得知当时医学院正与军政府合作开发药物,这种药物可以使得受刑者的痛苦加倍,这直接触发了他对于医学、生命技术如何介入政治这一问题的思考。结合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的有关论述,蓝江老师向大家介绍,在十七世纪,作为落后国家的德国一直在思考英格兰何以崛起,他们发现,英国在领土面积和财政实力上都不敌西班牙,但在人口数量上却远远超过了后者。德国为此意识到保证人口的数量的重要性,人口统计学也随之诞生;为了降低人口死亡率,确保国家人口储备,乡村医生被派驻到德国各地,并在随后开始接受科学的医学训练,以保障人口的质量。

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出版了《利维坦》,在霍布斯那里,国家治理就是一种医生式的行为,在阿甘本看来,霍布斯已经涉及到从传统政治统治向现代生命政治治理的转变。蓝江教授对此作了简要而生动的解释:封建社会君主权力下,传统治理方式的特点是“让人生,使人死”,而在民主国家,国家的命运不再系于君主一人,而是国家的人口,于是,“使人生,让人死”,即保证人口的安全、生命的质量,成为了现代生命政治治理的特点。

蓝教授进一步指出,阿甘本十分重视对20世纪的集中营和大型极权主义国家的思考,他认为,纳粹集中营是生命政治的典型场所,日耳曼民族的人种安全问题是纳粹集中营的核心问题,“犹太人不是在一种疯狂的、规模巨大的大屠杀中被灭绝的,而是如希特勒所宣称的那样‘被当做虱子,也就是被当做赤裸生命被灭绝的’。这种灭绝产生的维度既不是宗教的也不是法律的,而是一种生命政治”。另外,现代生命政治治理除了保证人口的基本安全和质量以外,还希望通过高于平均值的科学标准提高人口的质量,这在纳粹德国的种族政策那里,体现为建立在优生学基础上的《绝育法》。

 

现代生命政治治理:“bios”和“zoē”的对立

如果说福柯为生命政治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那么阿甘本对福柯的推进在于,他用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区分来思考生命政治的问题。阿甘本认为,人的生命存在是由相互对立的两部分——“bios”和“zoē”——构成的。相对于一种纯粹的自然生命状态而言,bios是一种获得保障的生活状态,为此可把bios理解为保障处在共同体中的人的生命和基本生活状态的安全,同时保障其中的生命自我生产的“保护壳”。而与bios相对立的zoē,指的是被剥夺“保护壳”的纯粹动物性的生命,即“赤裸生命”。就此,蓝江教授为大家提供了理解“bios”和“zoē”及二者关系的几个例子:金庸小说中乔峰契丹人的身份被发现后人皆可诛的命运、亨利四世被教皇革除教籍,意味着他们被“赤裸生命”化了;纳粹德国“死刑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和曾经参与过侵华战争的小津安二郎都不认为自己当时在“杀人”,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被杀者是不具有bios保护、丧失人格意义的“赤裸生命”。

结合阿甘本在《奥斯维辛的剩余:档案与见证》中对集中营里“穆斯林人”的思考,蓝教授介绍了在阿甘本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门槛”概念。所谓“门槛”,即既不在门内,也不在门外,消解二分的临界状态。集中营里的“穆斯林人”是一种大家都不关心的剩余存在,也即是说,就社会意义而言,他们所处的是一种非生非死的“门槛”状态。对于阿甘本而言,只有回溯到这样的“门槛”上,我们才能彻底地迸裂我们今天任何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意识形态。

回到现代政治治理的问题上来,蓝江教授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bios由各种“标准”决定,这些“标准”界定了每个生命的存在状态。在任何现代制度下,为了避免自己成为绝对的例外,避免被“赤裸生命化”,每个人都在努力地使自己成为符合“标准”形式的“正常人”,这也正是蓝教授在演讲之初提到的现代性问题。他还详细说明,在现代,这些“标准”是以非常科学的方式被制定、又是以非常科学的名义出现的,比如当代的医疗保健和美容产业。这使得生命政治以一种安全的模式实现了对人们精神生活和身体生活的治理,也就是说,不同于过去强制性的生命政治机制,如今人们已自愿、自由且乐意地成为了生命政治及其生产模式的产品,并与此同时参与到了“标准”的生产中去。

 

“游牧”的不可能性与“生命形式”的反抗

我们可以拒绝适应这些“标准”吗?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提倡“游牧”的生活,主张让生命自由地流淌、让生命的活力得到自然的伸张,表面上看,这诚然是让人向往的生命、生活状态。蓝教授认为其实不然,他引导大家藉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对德勒兹这一思想进行反思,并指出,“游牧”实际上是自我把自我给“赤裸生命化”了,这是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冒险为之的。后现代主义主张消解一切根基,但是人类的存在,是绝对不可能以“消解一切根基”为基础的。蓝教授以恐怖电影《午夜凶铃》中,贞子从电视机中爬出来把主人公吓死这一情节为例,旨在说明,当一切根基被消解,当一切事物完全脱离了人的认识能力和接受范围,这种生存和生活状态只会造成恐怖,而不可能是幸福。

如此说来,在“标准”以外,失去了bios的保护的生命没有任何存活的可能,那么,我们真应该努力去固守这些“标准”吗?被标榜为“正常人”的人,确实能够在巨大的生命政治保护机制下安稳、幸福地生活吗?答案是否定的。以美国批评家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的《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电影《谍影重重I》,以及大家日常使用的“微信”为例,蓝教授指出,在生命政治的bios当中,每个人的身体都是被生命技术、数字技术“拖”入社会体系中的,并且,为了不被社会机制所淘汰,除了成为臣服于生命政治的治理机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按照其标准来调整自己的生物性机能、生命节奏以外,“正常人”别无选择。这已不是意识形态的“灌输”问题,而是身体对社会机制的适应与自我塑造的问题,就批判性而言,生命政治理论比意识形态批判更进了一步。

在“标准”、制度面前,生命是否完全没有反抗的力量和作用了?在《最高的贫困》和《身体之用》两部作品中,阿甘本提出了“生命形式”(form of life)的反抗。所谓“生命形式”,即既是“形式”的,也是“生命”的,既是固定的,也是流动的,他想说的是,在固定的“形式”与“标准”之中,我们还有拥有展开生命的可能性。蓝江教授介绍道,在《宁芙》中,阿甘本以一位意大利舞蹈教师所设计的舞蹈图谱为例,旨在说明,当人把图谱中所有固定的标准动作、“形式”都练习到位,再把它们连贯起来,就能成为一段有生命的舞蹈。蓝教授还以令狐冲用二流的“华山剑法”打败了一流高手田伯光的例子为补充,再次强调,类似于招数和招数之间存在着缝隙,固定的形式、标准并不是对生命的可能性的取消,“生命形式”的反抗,不在于逃离规范,把生命完全放逐到虚空之中,而在于将各种各样的标准灵活地组合、连接起来,“既学到了招,也知道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出招”,从而打出自己生命的招数。

最后,蓝江教授再给大家打了一个形象而有趣的比方:我们之所以能够看电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存在着某种“缺陷”,当帧与帧之间的间隔小于1/8秒,我们的眼睛将无法感知到它们之间的时间差,从而,通过我们的眼睛、生命的力量,静止的、死的画面和形式由此变成了运动的影像。这正是阿甘本“生命形式”的意涵所在。

 

讨论交流环节

在蓝江教授的演讲之后,廖钦彬、周慧、张成华、肖剑和吴晓佳五位嘉宾老师分别分享了自己的相关思考或困惑。廖钦彬老师提出,阿甘本的语言观与其生命政治理论之间似乎存在重要的关联,对此,蓝江教授结合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作出了回应。他说,在“巴别塔”以后,人类的语言变得“碎片化”,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都是片段式的“形式”(form),尽管外语学习者可能不能像“标准”的母语者一样流利、地道地表达,但他们仍然能够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对“形式”进行组合,创造出与地道的母语者达成对话的可能性,这与阿甘本的“生命形式”是相通的。

周慧老师将阿甘本与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进行了比较,发现“赤裸生命”(bare life)与福柯的“非正常生命”(abnormal life)、阿甘本的“生命形式”与福柯的生存美学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她的困惑在于,阿甘本对福柯的超越之处究竟在哪里?另外,以“生命形式”反抗体制,似乎不比少数人的“越界”来得简单而普适。蓝教授回应说,福柯与阿甘本的“生命形式”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福柯反抗生命政治的有两条路径:“巅峰体验”时期的福柯,尝试越界的可能性,但这种体验完全失败了;后期福柯转向“说真话的勇气”,旨在揭开被蒙蔽的真相。相对而言,阿甘本的态度是比较保守的,他认为制度并没有彻底把人压垮,人仍然拥有反抗的可能性,但蓝教授也指出,这种“生命形式”的确带有一种犬儒主义的色彩。针对周老师的第二个问题,蓝教授结合现实中的例子,指出通过“亵渎”的方式使用“形式”和“标准”,可以让“形式”和“标准”失去功能。

张成华老师关注到了在文学和电影中,大家都似乎特别喜欢“不正常”的角色,应该如何理解这样的现象呢?蓝江教授回应说,在阿甘本看来,“神圣人”(homo sacer)具有两面性,作为“非正常”的存在,电影和小说中的超级英雄、侠客,既是被神圣化的,也是被现实世界的正常秩序所排斥的。在太平的世界中,这些超存在的存在对于正常人而言是一种威胁,只有当不正义发生时,才需要召唤出这些同样非正义“神圣人”来平衡社会的秩序。现代武侠小说的创造性在于,它们为侠客们创造了“江湖”这一可以容身的空间,但“江湖事”只能够“江湖了”,“江湖”与现实的日常生活空间终究仍是两个世界。

肖剑老师分享了自己最近阅读卡西尔《人论》时的体会,她认为,在卡西尔那里,“form”带有“人主动去创造”的含义,甘阳将之翻译为“赋形”,阿甘本的“生命形式”也带有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意味,相对而言,将阿甘本的“form”翻译为“形式”,似乎显得比较静止。对此,肖老师的问题是,对阿甘本的理论中“form”译法是否存在另外的可能性?蓝江老师说,对阿甘本而言,“form”和“生命”是一组完全对立的东西,正如“form of life”中,介词“of”将二者连接成一体一样,“生命形式”也旨在将二者结合,以创造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就此而言,卡西尔的与阿甘本的“form”并不完全等同,以“生命形式”翻译“form of life”也不失其准确性。

最后,吴晓佳老师结合自己的经验,对阿甘本的“激进”思想进行了反思,她希望讨论的是,“‘生命形式’的抵抗”究竟有多大的可行性。针对生命政治已经无孔不入地规训着每一个人的现实,吴老师认为,对“形式”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似乎更加有效。蓝江教授指出,阿甘本的思想尽管有左翼的色彩,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左翼提资源,但他的思想事实上具有很大的保守性。蓝教授为此也引申讨论了他正对“两极相通”问题所进行的一些衍伸思考。

(梁苑茵 撰稿,杨尧钦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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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江教授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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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合影(左起:李昀副教授、肖剑博士、周慧副教授、蓝江教授、罗成副教授、廖钦彬副教授、吴晓佳博士、曾庆娣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