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沙龙第6期]方维规:概念史的理论、方法和实践

作者:中国语言文学系 发布日期:2017-01-09

201716日下午15点,中山大学文艺学沙龙第6期在中文堂702室举行,应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学教研室主任罗成副教授的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方维规教授为本期沙龙作了题为“概念史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的演讲。中山大学哲学系廖钦彬副教授、刘伟副教授、曹坚副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李晓红博士、吴晓佳博士,以及对论题感兴趣的一众师生莅临现场并与方维规教授进行了交流。

 

一、“概念史”略论

“概念史”是史学研究的一种范式,德国在“概念史”的确立和深入探讨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德国“概念史”是当代较多受到国际学界推崇和借鉴的少数德国人文科学方法之一,也是方维规教授近年来用力至勤的一个领域。在演讲的最初,方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当前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学术界对“概念史”问题的研究现状及有关的论著,如《东亚观念史集刊》、新近出版的《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等。而他本人也写过许多集中讨论“概念史”问题的文章,如:《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 —— 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鞍型期”与概念史——兼论东亚转型期概念研究》、《“观念史,概念史,关键词”专题导言》、《概念史八论——一门显学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争议与影响》。方老师指出,“概念史研究”、“关键词研究”、“观念史研究”是当代较为常见的概念,但国内像《政治哲学关键词》、《西方文论关键词》等著作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与本期沙龙所讨论的“概念史研究”之间存在着差异。在方教授看来,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较接近于“概念史”,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上与德国对“概念史”的理解都存在着差别。

在西方,“概念史研究”、“关键词研究”、“观念史研究”基本上都属于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 Semantics),但各国对“历史语义学”的提法不同,在研究上也各有其侧重,例如德国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英美的“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法国的“话语分析”(analyse du discours)、“概念社会史”(socio-histoire des concepts)。方老师指出,德国人的“概念史”研究有其突出的特点,国际学界谈到德国“概念史”,必然会谈到以下三套书:十三卷本《哲学历史词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19712007)、八卷本《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1972-1997)、十五卷本16801820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Handbuch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in Frankreich 1680-18201985-2000)。这些“辞书”实际上是专业的“百科全书”,它们关注对社会、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基本概念,收录的“条目”为论文,其篇幅往往也较长。作为德国研究团队所从事的大型词语概念史的研究成果,它们体现了概念史研究的重要出发点与方法路径。

方老师还提到,“概念史”这一概念,最早见诸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座》,在这部著作中,“概念史”作为一个史学类型,其考察的对象是艺术、法学和宗教的历史,属于哲学史的范畴。尽管目前无法确定“概念史”最早究竟是由黑格尔本人还是其弟子提出的,但从这一最早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概念史”重视所重视的对概念或观念的跨学科研究,而这也是德国“概念史”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

二、科塞雷克与德国概念史研究

20世纪6070年代的德国,历史的社会学研究被认为走到了尽头,“概念史”则力图与社会史平分秋色,把社会史和概念史看作历史研究的必要基点,并以此规划其他史学方向。但是社会史在当时仍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历史哲学家和科学理论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的概念史理论反思和实践所达到的高度,才使得概念史与社会史平起平坐。科塞雷克将“借助概念来理解历史”确立为“概念史”在史学研究中的目的,这也是“概念史”的定义之一。具体而言,“概念史”期待通过解读概念,即“查考不同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及其发展变化,并揭示特定词语的不同语境和联想”,以“窥见现代社会之秘密的运动规律,并从语言视角把握现代世界。”方老师就“概念”与“历史”之间的密切的关系进行了解释:一方面,概念沉淀于历史,概念、词汇本身有其历史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历史永远是呈现于语言、沉淀于概念的历史”,历史是需要通过“概念”来解说的,正如人们只有使用“民主”和“科学”等概念才能够概括和认识“五四运动”,没有概念就没有历史。

借用“鞍型山体”(Bergsattel)的意象,科塞雷克提出了西方史学中著名的“鞍型期”概念,指称过渡时期或时代界线,即欧洲从前现代(近代早期)走向现代的过渡时期。科塞雷克“鞍型期”的时间范围约为1750年至1850年,包含了欧洲历史上的“革命时代”。在这一时段内,欧洲的许多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概念发生了语义结构从旧到新的根本性变化:原有关键概念的语义变迁,如“国家”、“公民”、“家庭”、“自由”、“共和”、“革命”;为了概括新的社会历史经验,一些新的概念应运而生,如“帝国主义”、“共产主义”、“阶级”等等;而除了回溯和记载历史经验的概念以外,还出现了众多用以预示未来,组织行动的“催生经验的概念”,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可见,“概念”除了作为时代变迁的纯粹 “表征”(indicator),还是承载历史、推动历史的“因素”(factor)。事件或历史不但被融入概念,概念也直接塑造历史。作为一个思想范畴和分析范畴,科塞雷克所倡导的“概念史”关注的正是概念在历史语境中的社会意义之生成、运用和变化,具体而言,“概念史”探寻一些特定概念(“基本概念”)为何得以确立,维系着什么样的想象天地,排斥、遮蔽或揭示什么,谁以何种意图将之纳入政治话语,它们如何在公共领域走红,如何成为政治和社会术语,并包含何种未来设想,其在不同社会阶层分别被如何应用,等等,以达到对政治和社会历史的新的认识。

 

三、概念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在对概念史研究的“科塞雷克模式”进行了扼要的介绍之后,方维规老师针对科塞雷克的学生赖夏特(Rolf Reichardt)等人主编的十五卷本《16801820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谈到了概念史研究对材料的选择问题,在他看来,未来的概念史研究所涉及的材料的面可能会进一步地拓宽,除了赖夏特等人所关注的辞书、百科全书、杂志、报纸、年鉴、宗教手册等文字材料,还将包括图像、音乐、建筑等语言符号。方教授还辨析了“概念史”与剑桥学派的“语言”、“话语”的区别,并指出,在“基本概念”和“鞍型期”(即考析概念的语义嬗变)与“语言”和“话语”(即研究政治话语之语言的历史变化)之间的区别背后,隐藏着一个原则性争辩:何为分析语言与历史之关系的正确切入点?

方维规老师还谈到,做概念史研究,在学术功底上需要兼备本土知识与西学知识。通过解析德语、英语和中文对“概念”的词义的不同理解,他提醒大家应该回到“概念史”所源出的语言、历史中去把握“概念史”这一概念。在演讲中他也强调,在概念史的意义上,“概念”大于“观念”,这与中文世界对“概念”和“观念”的直观理解恰恰相反。他所强调的另一点是:“概念史”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研究的方法。

那么概念史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前景如何呢?据方教授介绍,任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德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概念史研究的重要前辈人物之一贡布莱希特(Hans-Ulrich Gumbrecht),在2006年出版了自己的概念史研究文集《概念史的维度和局限》,以示与概念史告别。在贡布莱希特看来,德国的概念史研究正像金字塔一样,是伟大的历史的象征,也是死去之物,它在德国已经退潮并走向没落了。但是,方老师也举出欧洲荷兰、芬兰、西班牙,以及东亚、中国的例子说明,在德国研究之后的20世纪末以来,“概念史”已经走向了世界,世界范围之丰富多彩的概念史研究正在强劲发展着,并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也取得了显见的成绩。而概念史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新的挑战,无疑也是目前历史研究中最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之一。

 

四、讨论环节

曹坚老师感谢方老师为大家作了这样一场十分具有启发性的演讲,联系自己的研究经验,他提出了一个问题:犹太教中的“弥赛亚”这样一个概念,或者这样一种观念在历史地变化着,那么,遇到像“弥赛亚”这样的一个“词”的时候,应该如何判断它究竟是观念还是概念呢?方老师回应道,“概念”或者“观念”,并非某个对象的性质,而是研究的角度和方式。思想史、观念史的研究,可能主要是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概念史研究也一样,但是其研究的跨度必定是远远大于思想史的研究的。“跨学科”也是概念史研究的关键特征。

廖钦彬老师对德国概念史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概括,他认为这个过程是:先对研究的对象进行整合和描述,然后针对这样的研究总结出一个方法,并用这个方法去思考这个方法,最后走向了“金字塔的没落”。另外,他认为概念史研究在对于未来的筹划力方面有所欠缺,它所着重的似乎主要是概念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通过对概念的操作去重构和改变现状,从而引导未来的这一面向。廖老师认为,不仅“概念是思想的出口”,思想也应是活络的概念,思想与概念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对此他进一步反思:观念史和概念史之间是否能够达成某种必要的协调?

吴晓佳老师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与大家分享了她对“概念”与“观念”的理解。以曹坚老师所提到的“弥赛亚”为例,它原来是一个神学的“观念”,而到了现代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论述现代印刷资本对现代西方民族体系的促成作用时,也用了“弥赛亚时间‘观念’的消解”这一说法。观念史对“弥赛亚”的研究也许会侧重它在神学意义上的观念的历史变化,而概念史所面对的维度则更多。结合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对于“society”的翻译,她还谈到了她对方老师所说的“‘概念’大于‘观念’”的一点心得。

刘伟老师结合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对“语言”的理解,也对“概念史”进行了反思。斯金纳把语言视为行动,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没有本质意义,语言的意义应该从语言的用法中去理解,他们所强调的是语言的共时的语境。科塞雷克的“鞍型期”提法包含了一个预设,即历史是延续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将“鞍型期”视作后来的“高峰期”的一个前提?为什么要预设历史是延续的?法国有“历史的断裂”一说,事实上,历史的变化也确实可能只是某个时期的偶然事件。如“同志”这一次,从原来的对具有共同理想追求的人的称呼,到现在变成了对同性恋者的称呼,这一变化可能只是一种“突变”。科塞雷克意义上的“高峰期”,实际上也可能只是共时力量的相互激荡所导致的爆发。也就是说,当下语境的特殊性决定了对概念的理解,但是当下的概念的变化未必会必然地为未来造成什么影响,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时间的单向流动和观念的连续性呢?这是科塞雷克可能会面对的质疑。方老师认为,“断裂说”有其道理,而对于刘老师的发言,他认为应该强调的是,概念史所关注的“概念”是对人类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大概念”,其中必然相当程度地包含着历史的因果联系。

李晓红以方老师在前一天所作的《何谓“世界文学”》的演讲为个案,提出了一个小问题。歌德在80多岁时,有感于德国以外的欧洲人通过阅读他的作品产生了共鸣这一现象,提出了“世界文学”,这里包含了歌德对于“世界”、“欧洲”的观念。那么是否可以作出以下理解:当我们从概念史的角度来认识“世界文学”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每一个人讨论这一概念的具体语境,而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似乎超越国境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据此,方老师再次说明了“观念史”和“概念史”的区别,简单而言,“观念史”可以理解为“不变的”,而“概念史”则是“变的”,好比“世界文学”的概念在不断地变化着,即便是“概念史”这一概念,它本身也在变化;而且“概念史”特别重视“代表性”的问题,至少特别关注这些“基本概念”、宣传这些概念的人在主流社会的代表性。

 

(梁苑茵 撰稿,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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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教授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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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合影(左起:吴晓佳博士、李晓红博士、曹坚副教授、廖钦彬副教授、方维规教授、罗成副教授、刘伟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