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沙龙第9期]贺照田:时代的认知要求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

发布人:中国语言文学系 发布日期:2017-11-24

20171117日晚7时,中山大学文艺学沙龙第9期在中文堂702室举行。应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学教研室主任罗成副教授之邀,本期沙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照田先生主讲“时代的认知要求与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这一话题。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程凯研究员、何浩副研究员、李娜副研究员、李哲助理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符鹏副教授、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常利兵副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吴晓佳老师等应邀莅临并分享心得。现场有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校内外师生听众50多位,气氛热烈而活跃。

贺照田老师首先跟大家介绍了他选择这一话题的契机。他阐明,自己与北京一批年轻同仁们近六年多来对历史研究的投入,背后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这一想法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他希望能通过这次沙龙展示个人对于“再出发”的脉络思考。

1995年某经济学家对改革进展中经济分析方法产生新要求的这一现象引入,贺老师发现此种自我感觉在当时知识界所具有的代表性,并意识到知识思想界面对现实所产生的认知上的无力感。不满于当时中国知识界尚未将人文学者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现实纳入视野,贺老师追问使中国奇迹相对化的现实部分在时代认知中实际所居的意义位置,直抵人们内心的苦恼和不安。他认为精神失落问题不应简单归结为社会的见利忘义或缺乏精神安置、精神关切的土壤,更应该认识到是人文知识分子提供的人文观念、人文分析缺乏和社会要求精神安置、精神关切土壤有效互动的能力。

随后,贺老师指出知识界对发展主义、现代性、进化论、无社会责任感的个人主义等的理解与批评方式,缺少真切、均衡、有效的历史感与现实感;并认为此种批判方式实在表明,1994-1995“人文精神”讨论思潮基本脱离了中国人文问题的历史理解视野。因此,他从2006年开始把所有批评工作转向历史,实与文中所反映的这种状态有关。出于对90年代以来此种知识状态的深切痛感,贺老师更强调关注人的身心。但此身心并非胶着化、本质化的,而是需要细致考察时代身心焦虑与不安形成的历史过程,和使之产生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制度、观念机制、语言机制,做到真正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传统的此种理解才是人文学真正应该展开的工作。人文学可以和非一般科学所能清晰说明的领悟和智慧高度相关,可以对生活、社会运转、社会经济存在所出现的现象及时产生某种反思的理解。

贺老师介绍,十多年来尽管会以政治史、制度史等不同方式做研究,但基本立场都在于对“认真活着的人”保持高度的尊重。他解释所谓“认真活着的人”,是就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人而言,他们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思想、文学和艺术来进行自我表现和传达,但是他们生活当中有特别的真挚,对身心处于某种比较饱满、真实的状态有高度的追求。他的工作出发点即立足于要对这些“认真活着的人”有一种真正的珍惜和回应,试图通过更强的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以对社会、制度、教育、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提出更多要求,对语言观念、知识状态进行更多的分析和批判。唯有基于“以内在于历史和现实中去认知、把握的方式确立不能被社会价值化约的人文价值”,才能使表象上的“观乎人文”与实践中的“化成天下”更具相关性。

最后,贺老师热切呼吁:“过分以社会价值为轴心的改革变迁时代必须过去了”,必须“建立人文视角”“真把人文关切和社会关切统一起来”,开启中国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

程凯老师将此话题中的问题意识视为贺老师研究工作的“总纲”他发现,贺老师后来的研究其实是在落实当年的理想,同时也有许多新的思考。这使得其历史研究总能与批判思潮形成合理的对峙性能量并使之释放出来。他特别看重贺老师在发言中对何谓“人文”、“批判”、“历史”等根本性问题的思考,肯定其进行“本原性的反思与重构”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再出发”就是通过历史剖析对批判思潮进行批判、重构。程老师也发现贺老师发言中的一些推进,比如对人文学如何“化成天下”的把握,也好奇贺老师从大多数人的立场看历史的意识是如何产生的以及究竟如何看。最后,程老师指出,贺老师历史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关心历史是如何回应真挚者以及从回应真挚者的要求角度获得看待历史的方式,并能一以贯之开展一系列有关如“潘晓讨论”、“雷锋精神”等话题的历史研究,这不同于一般民众史所呈现的历史理解方式。

何浩老师重点分享了他对贺老师关注的“人文”、“历史”及二者内在关系的理解。他指出,“人文”从来不是脱离历史的,而是随着历史的摆荡而摆荡,甚至试图截断或超克一般的历史形态。正因此种进入历史的难度,何老师表示经常自我反省:如何既贴得住历史又对历史的摆荡产生认识、感知、调整、调动、矫正的功能。对历史“随物赋形”,并不是随意的或无所不及的,而是具有挑选性,一方面为历史中“认真活着的人”,另一方面他在寻找中是要比较分析在任何历史阶段或时期中所能形成的某种结构性的对峙力量,并以一种政治史的视野予以展开。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他将此种历史比作战场:当我们进入“战场”时,是要面对如何设计战场,突破战场等问题,一旦面对各种“山川形变”便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学科、视野去寻找各种结构性的要素。而人文学所寻找的是被其他视野形塑出的山川形变当中仍不足以呈现的,仍能够与之对峙、调整、配合、调动并最终化成它的那一部分。这才是贺老师所理解的“人文,是能对时代的结构性要素进行敏锐的观察和调动。他最后总结“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具有多方面的重构意义,不仅是关于时代认知与人文知识思考者本身的重构,也包括对社会形态有重要形塑力量的政治的重构,更是以“人文化成天下”的方式对历史、时代及其深度的重构。

李娜老师介绍了自己在台湾文学研究中遭遇的挫折经验以及如何认识历史研究方式的重要性。她认识到作为一名对自己从事的知识工作有高度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通过深入历史的方式面对人的心灵精神问题、重新认识展开在历史进展中被错过的资源和力量,此一做法体现出贺老师对知识合理地对应于社会变革所具有的坚实的责任和信心。对此,她认为这种责任和信心是与研究者对自身工作坚实程度的自知,对知识分子工作面对社会的要求和对未经展开或已经展开的实践方式的观察有关。但她同时感到,这种知识分子位置对于个人而言总是缺乏落实的环节。在从事台湾原住民文学研究的过程中,为了探索台湾原住民部落如何在接近崩溃的状况下进行具有主动性、创造性的重造共同体的实践,她深入原住民部落从事生产生活并逐渐发现问题的复杂性。经过历史意识的自觉,在她重新回到原住民文学的过程中,发现被自己所忽视的是原住民这一共同体在历史中是如何溃散以及在溃散中所保留的因素,最终她以回到历史的方式重新激活了相关的研究工作。

符鹏老师的发言通过对照贺老师的研究方法对自身从事的英国文化研究进行细致的考量。他发现自己能对雷蒙·威廉斯产生亲切感,在于威廉斯更强调把握概念背后在时代中活生生的生活感觉。他反思英国文化研究状况,指出其貌似特别有概括力和开拓性的方式,仍存在方法论的细腻性和创造性的不足。英国思想家的思想具有与经验的高度融合与渗透的特征,是非体系性的,因此特别要求研究者要把他们思想中的经验力量高度还原并使思想能够通过现实经验产生回应历史的力量。他指出,学术研究常以过度抽离个人位置的方式实无助于形成人文与历史的有效互动,而与之相反的将个人经验夸大为历史经验、过度从自我感受和理解出发回应历史的做法,看上去充满情怀与责任感,实际是把历史更深层次给简化掉。因此,此二种学术理路均无助于理解历史。由是,他通过介绍奥威尔如何通过自我分析达到真正的历史理解,从而说明要把个人感受给予适当的历史位置又将这种位置相对化,从自我出发,从时代出发,在“时代中的自我”和“自我中的时代”的辩证关系中,让现实返还历史,让历史推进现实。

李哲老师联系贺老师的演讲,指出它们不仅理论性强、逻辑严密,还能经常让人看到“身心”“苦恼”等表面上充满感性的字眼,这实与本人从经验贴合的状态出发有关。他从自己当年赴穗求学的经历出发,反思传媒在相当文学化的表述下如何体现一知识青年的身心状态与理想追求,并指出其出发点虽好,仍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对复杂现实的过滤作用及历史感觉的塑造作用,实际未能彻底撑开把握当代中国的方式。而在接触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他通过进入历史的方式反而重拾文学信心。他指出,人文知识工作的出发点及最终指向都立足于当下中国现实。在贺老师“切问近思”方式的启发下,他认识到历史研究是对现实关怀的延展,其贴合历史状态的方式实际扩大了现实的边界,也正是在这种重建自己与现实的互动关系中才能解决如何面对现实的问题。李老师最后指出对文学研究加入社会史这一视野能够真正打开文学和政治的状态,真正发挥文学在历史现实场域中类似于磁场的功能,也能重新激活看似刻板的政治概念。

常利兵老师特别看重贺老师对重建人文思想和批判性问题的思考,也从中对知识人应如何实现历史担当、现实担当深受启发。他指出,这能帮助我们思考如何突破国内已有的重重观念与概念设定,知识分子应具有某种“格格不入”的特性,具备对现实的穿透力才能与这种担当产生共鸣。作为一名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他对中国当代史研究容易陷入的某些偏向深感忧虑,因而更强调进入历史却不停留于历史本身、回到现实关怀中的方式,正如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吴晓佳老师则结合自己走入印度贫民窟的经历与对后殖民研究理论的关注,从“庶民是否真的能发声”这个著名问题反思学界置于学术理论脉络与西方学术前沿的批驳方式。她又在此前重读赵树理的基础上,表达对在去革命化的语境中赵树理作品遭遇误读与批判方式的再反思。因而肯定贺老师讲演中对如何更好地实现 “再出发”工作的思考,通过解决如何重新解释、批判历史过程的问题使那些参与历史进程的人都能共同反思与自我反思。

 

在沙龙的尾声,在场的同学们积极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与疑惑。一位暨南大学博士生表达了自己对如何让儒学在现代困境中重塑人文精神与改善人心的关心。中山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生王逸凡同学则提出了作为此时此刻“活生生的人”该如何把握正在发生的中国现实的问题,他还困惑于面对许多身边同样对现实感、意义感有强烈需求的熟人如何与人文知识工作实际对接。中山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李騰焜同学则结合当下青年的旧体诗词创作日益缺乏与现实经验联系的状况,提出如何使自身经验与新的知识思想生产形成有效关系的问题。

对此,贺照田老师进行了精彩的补充阐释与回应。他解释自己的研究工作,其背后有自己对社会理论的完整理解。他认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成这一视野可以帮助思考政治、社会问题与思想的有效性。他的研究现在更关心如何处理好具体的经验问题而越来越跳出知识观念性的研究,关注社会各种类型的人在历史中所处的状态及所产生的问题根源与解决路径,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发现与自己整体的思考构成何种关系、形成何种往复。另外,他认为“对象规定方法”,中国问题的思考方法是由我们所面对的中国现实本身的复杂性所规定。针对同学们的提问,他指出要通过理解自己来区分情况:作为在生活中负责任的人,是必须做到想办法真正体贴身边的人;但作为学者、思想者,不能满足于只进入所谓“活生生的人”,更需深入“人”所处身的历史与社会。他也告诉大家,一旦你自己成为或帮助朋友成为这样的人时,就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将来大家如果从事学术志业,感受也会不一样。他对同学们的成长也给予了高度的期待。

讨论尾声,罗成老师引用中山大学校训进行简要精辟的总结。他指出,本期沙龙的嘉宾都是在历史中认真活着的“博学”的人,与同学们进行了一次充满“审问”、“慎思”、“明辨”的精神交流,他鼓励在场的同学们能够将自己的收获在未来的学习、生活、工作中落实为真正的“笃行”,进而对我们身处的“新时代”做出富于人文而又切己的贡献!

(撰文:姚梓宇;摄影:宿可、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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