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讲座75 曾军教授:古今中西视野下新中国七十年文学理论的演变(1949-2019)

发布人:jiangrt 发布日期:2019-09-29

    2019919日下午,中文系第75期学术前沿讲座“古今中西视野下新中国七十年文学理论的演变(1949-2019)”在中文堂814室举行。上海大学曾军教授应邀开讲,王坤教授主持讲座,中文系罗成、刘昕亭、杨水远、丁文俊等老师参加了这次讲座。

曾军教授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历程和方法论:从巴赫金的中国接受史到当代西方文论影响研究,再到西方文论家在中国;进而从欧洲左翼文论中的中国问题,再到近年来的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研究关切集中于中西比较与影响接受,问题意识聚焦于元问题层面,视野逐渐扩大到“古今中西”问题。

    曾教授援引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提出把握研究对象的时间维度(古今)和空间维度(中西)。曾教授借这两组二元概念,结构化地划分“古中”“今中”“古西”“今西”四大象限作为总体性认知框架。以此审视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其中存在着认知上的断裂和错位。其次,曾教授强调“古今中西”认知框架其实处于不断变化中。“中西”问题是近代以后才产生的,“华夷之辨”和“中西之别”的关键差异。“古今中西”的方法论并非仅简单客观的时间与空间切分,古与今、中与西之间往往存在价值冲突和失衡。

    在“古今中西”认知框架下,如何对新中国七十年文论作结构定位和价值重估?首先,曾教授指出新中国七十年文论并非一个自然整体,其中有着复杂的逻辑和层次。其次,曾教授将新中国七十年文论划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含文革)文论,新时期(含后新时期)文论,新世纪(含新时代)文论,其中新时代文论最具当下性和对未来的想象性。

    作为新中国文论话语形成的最重要标志,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在回首七十年文论时必须重视的。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厚今薄古”“东风压倒西风”为例,在新中国初期文论话语建设中,“今中”始终处于与“古中”“古西”“今西”的张力关系中,具体表现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古”“西”理论资源的改造。这种文化改造是新中国文论话语的核心问题。

    在新时期(含后新时期)文论中,曾教授较为关注20世纪西方文论的引入和文论话语转型的关系。文论话语转型与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确立的“现代化”原则密切相关,这是新时期文论话语转型的强大动力。“今西”作为效法对象具有价值优先性,也引发了对“古中”的“激活传统”和“现代转换”的发展思路。曾教授强调了三点看法:首先,新时期文论并非完全对西方文论的搬运工作,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深刻影响,学者对西方文论有着一定的批判性区分和选择性接受。其次,所谓“西方文论”是中国学者一定历史条件下建构的关于“西方文论”的认知,未必是西方文论本身。再者,真正具支配性力量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对新世纪(含新时代)文论,曾教授指出了两个重要起点。其一为新世纪文学剧变,包括网络文学和青春文学的兴起。其二为文论界持续十年之久的自我反思,包括文化研究的兴起、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等。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新走向是:其一,20世纪后半世纪的西方文论学术地图正在重绘;其二,具有原创性的中国文论话语正在逐渐成形,如“生生美学”“符号学”等;其三,网络文学的兴起促进文论新话语的生长,如“数字文化”“后人类”“人工智能”“数字人文”等新议题。此外,走向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新时代文论”也成为了新的自我意识。“新时代”赋予文论建设以新内涵,涉及对“古今中西”关系的重新塑造。

    在讨论环节,听众就20世纪后半世纪西方文论学术地图的重绘、如何看待“小国”的国别性、如何扩大中国文论的视野等问题,与曾教授进行了交流。最后,本次学术前沿讲座在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撰稿:黄楚雯,16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