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经典与百年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前沿论坛”会议综述

发布人:zhanbq 发布日期:2018-12-26

2018129日,由中山大学中文系主办、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承办的“西方文学经典与百年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前沿论坛”在中山大学南校区中文堂顺利举行。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岭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重庆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海南大学、福州大学、深圳大学、岭南师范学院、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和中山大学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围绕“思想史视野中的西方文学经典阐释”“中西方文学经典及比较研究”“西方文学经典的汉译与接受”“比较文学研究范式的探索”四个议题,三十余位学者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和交流。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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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

会场

 

会议开幕式由中山大学魏朝勇教授主持,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彭玉平教授发来贺词,并请中文系林岗教授代致欢迎辞。林岗教授首先代表中文系欢迎与会学者的到来,随后回顾了我国学界百年来对西方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林岗教授认为,百余年来的中西方研究是互为镜像的,鸦片战争后对西方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西方来认识中国,而在经过坚实积累的今天,中国对西方的研究真正开始,这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古老的中国。林岗教授充分肯定召开此次论坛的意义,相信通过此次论坛,能够有力推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

大会主题报告人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王宁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耿幼壮教授。王宁教授的发言题为“世界主义、世界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王宁教授指出,在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有必要重提世界主义。他追溯了世界主义、世界文学的起源和思想史背景,从经济一体化运作方式的全球化、历史过程的全球化、金融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全球化、批评概念的全球化、叙述范畴的全球化、文化建构的全球化、理论话语的全球化等七个方面来建构全球化理论。王宁教授提出,中国文学应具备世界视野,并积极主动地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最后,王宁教授通过具体的个案分析,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路径、策略及比较文学学科可能做出的贡献。

耿幼壮教授的发言题为“比较文学与世界语文学”。耿幼壮教授认为,在比较文学的“复兴”过程中,“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的提法隐含着西方语文学传统的复兴以及构建世界语文学(World Philology)的设想。耿教授追溯了西方语文学的古希腊起源和思想史发展过程,指出语文学和古希腊哲学、修辞学的密切关系。语文学的天然品格不仅与哲学、政治紧密相连,更为后者提供了极为有用的关键连接和中间场所。由此,耿教授勉励年轻一代的学者在更严格的学术训练及更精深地掌握外语的基础上,投身于文献翻译、整理和踏实的研究工作。

 

林岗教授代彭玉平教授致欢迎辞

林岗教授代彭玉平教授致欢迎辞

 

王宁教授作主题发言

王宁教授作主题发言

 

耿幼壮教授作主题发言

耿幼壮教授作主题发言

 

魏朝勇教授主持开幕式

魏朝勇教授主持开幕式

 

 

“思想史视野中的西方文学经典阐释”专题

本专题第一场讨论由林岗教授主持,上海外国语大学卫茂平教授、暨南大学赵静蓉教授评议。

中山大学魏朝勇教授作了题为“真理与人性——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为何批判荷马的阿基琉斯”的发言。他从柏拉图的模仿论切入“哲学与诗之争”,指出这一问题本质上关乎哲学真理与人性的冲突。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删改荷马对阿基琉斯的描写,意在对阿基琉斯身上的“人性”予以哲学化改造。在魏朝勇教授看来,苏格拉底批判荷马笔下的阿基琉斯,是为言辞中的“共有制”哲学城邦做准备。而“共有制”城邦是彻底涤荡了属己之物的城邦,是一个完全没有“爱”的城邦,因而也是一个“非人性的城邦”。这样一座没有私人爱欲的城邦也不可能有公共爱欲和公共善:消灭了爱欲的城邦就不再是一个城邦。魏教授总结道:在真理与人性、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逡巡,苏格拉底的确向我们证明了哲学对于引领个人灵魂的最高意义,但他的“哲学政治”狂想及其犹疑似乎更倾向于告诫人们:须要警惕哲学真理对于政治生活的伟大欲求。

    北京师范大学张源教授以“柏拉图对话里的时间”为题进行发言。张源教授首先介绍了该主题的构思缘起和思路,阐释了“文学与思想史”的相互关联。她认为,柏拉图的作品是以文学形式嵌入历史背景,并带着政治关怀写就的哲学对话。张教授整合了柏拉图的35篇对话作品,梳理了出场人物的特征,并从人物、情节、结构等角度进行分析,揭示出柏拉图作品中的暗示和虚实相生的写作手法。最后,张教授以柏拉图的具体作品为例,分析其中暗藏的时间线索,指出这些时间或指向重大历史事件、或与城邦政治活动密切相关,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构成了对话内在的戏剧时间,是对话不可或缺的背景要件。

重庆大学张文涛研究员以“《安提戈涅》中的政治、立法与自然问题”为题发言。张文涛研究员关注《安提戈涅》作为悲剧作品的文学性,并指出国内学界对《安提戈涅》的研究一直笼罩在黑格尔的研究之下,我们应该破除黑格尔的阴影。他认为,从“自然法”的角度研究安提戈涅与克瑞翁之冲突,存在很大问题,因为文本中的安提戈涅并未提及黑格尔所说的“自然法”,而只提到“神法”。她并不承认克瑞翁的“法”和“王”的身份,认为他只是僭主。另一方面,“家庭伦理”和“国家伦理”的角度虽然有其自身的思想史背景,但文本本身并不能提供支撑。因此,重新理解文本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克瑞翁的身份,从而引申出“法”与“统治的正当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群副研究员以“理想政制的起点和终点——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技术与自然”为题,讨论了“技术”与“自然”之间看似现代、实则古老的关系。黄群副研究员指出,通常人们认为,技术与自然的关系是雅典民主时期智术师提出的思想主题,其实在荷马笔下已经出现了该主题。黄群副研究员展示了《奥德赛》第六卷中具有战胜自然的技术的费埃克斯城邦在荷马笔下的结局,以及后世思想家对荷马这一处理的解读。她强调,现如今技术文明飞速发展,技术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越来越走向危险的境地,荷马笔下的费埃克斯岛所呈现的问题让我们返回到技术与自然之争的思想史源头,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在评议环节,卫茂平教授认为,魏朝勇教授提出的哲学试图约束世俗社会的古老问题,在后世发展为统一性与多样性的问题,而统一性如乌托邦一般难以实现。接着,卫茂平教授认为张源教授提出的回归文学研究本身的观点,是有意义的。随后,他以“历史的评价”来切入“自然法”与“神法”、“政治”之间的关系,并谈及张文涛研究员发言中的“敌友关系”。对于黄群副研究员的发言,卫教授从技术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谈及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

赵静蓉教授就魏朝勇教授的发言提出了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不同的“爱”的种类之间的差异问题发表看法,并认为张源教授从文学性角度来解读柏拉图文本时间,有助于理解柏拉图的写作。赵教授引用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来解读张文涛研究员回归文本进而理解《安提戈涅》的努力,最后就黄群副研究员关于《奥德赛》的讨论,指出中国也有讨论技术与自然关系的传统。

 

第二场讨论由王宁教授主持,张源教授和暨南大学黄晞耘教授评议。

海南大学的程志敏教授以“知识就是力量?”为题,探讨培根的著名说法“知识就是力量”的确切含义,揭示培根强调实验科学和知识中的力量要素的目的及其影响。培根所指的“力量”是一种行动能力,知识必须转化为能力才能为人所用。培根由经验而来的“知识”与古代由神启而来的知识不同,前者为了保证知识的实用性,必须与纯粹的思辨分别开来。人类凭借这种知识掌控偶然、驯服运气、征服自然,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程志敏教授强调,培根对“知”和“行”的区分仍旧保有清醒的认识,他对“知识就是力量”持有批判性的理解,处于激变时代的培根的犹疑和困惑能给我们带来不少启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何明星教授以“从历史与当代的联结处反思自我——《理想国》经典阅读教学”为题发言。他首先梳理了国内学界进行西方文论研究的三个阶段,即从仰视到反观和反思,再到寻找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联结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何明星教授展开以经典为中心的古希腊文论教学。首先,着重阅读《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诗学》,从知识论角度进行经典阅读;第二阶段则着重《理想国》片段的文论阅读;第三阶段进行《理想国》全本的深入细致的阅读,不再局限于文论式的阅读,在这一阶段与经典文本进行对话。最后,何教授总结了经典阅读与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社会现象和自我反思之间关系及其启示。

重庆大学罗晓颖副教授以“卢克莱修《物性论》中的‘自然帝国’”为题发言。她首先介绍了卢克莱修所处的时代背景,分析了伊壁鸠鲁思想的传播在罗马帝国“衰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阐述了卢克莱修对伊壁鸠鲁思想在罗马帝国的引介和发展中做出的贡献,指出卢克莱修的《物性论》遵循从原子到灵魂,再到世界的顺序。罗晓颖副教授认为,卢克莱修对伊壁鸠鲁的阐释,也是一种“立法”——建构自然帝国:为原子、灵魂和世界立法。卢克莱修的最终意图并不是认识自然,而是建构社会伦理,建构一个能够让人类心境平和的幸福生活的物质世界。

中山大学肖剑副教授以“但丁《神曲》第一歌中的奥古斯丁影迹”为题,认为但丁身上存在古希腊罗马和神学的双重传统,并对美国学者弗里切洛从神学角度解读《神曲》的方法进行商榷。弗里切洛认为《神曲》中存在着“但丁——奥古斯丁——普罗提诺——柏拉图”的精神路线,但这种解读面临一个挑战,因为但丁在《帝制论》中否定过奥古斯丁。既然但丁并不认可奥古斯丁,《神曲》中是否还会存在连接奥古斯丁的路线?肖剑副教授通过分析《神曲》文学形式和神学思想,认为《神曲》中但丁的精神漫游接近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在评议环节中,张源教授接着程志敏教授提出的“知”“行”问题,进一步引申到“自然”观念在西方思想史的流变,尤其解释该词在基督教出现前后的语义变化,以及卢克莱修阐释自然的重要意义。

黄晞耘教授回顾了清末以来的西学东渐运动,主张从原典和语言着手研究西方文学经典,以此拉近于与西方古典学研究的距离,并与在场学者讨论在当代中国进行西方古典学研究的意义。

 

 

“中西方文学经典及比较研究”专题

本专题第一场的讨论由耿幼壮教授主持,黄群副研究员与香港岭南大学丁尔苏教授评议。

暨南大学赵静蓉教授首先发言,题目为“创伤叙事的叙事伦理:以维塞尔的《夜》为例”。赵静蓉教授从身体与文化层面梳理了创伤研究的两个角度,指出创伤叙事可以提供重新认识文学史的新角度。从古希腊悲剧到二十世纪文学,都可以看到创伤及其痛苦的文学表达,文学叙事可以作为疗救创伤的手段。作为一种精神疗救的方式,创伤叙事或创伤文本的伦理学功能大过于文学功能。维塞尔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书写不仅是记录事实,还是对事实进行反思和判断,然后在反思和判断中与他的历史和解,或者达到可以沟通、存活于现在的可能性。

岭南师范学院王钦峰教授的报告题为“中国新文化场域中的外国文学经典”。王钦峰教授回顾了五四时期以来中国对待外国文学的态度:国人根据自身对宏大目标的追求来对待外国文学。他指出,外国文学经典的功能在现代中国经历了变异。它们在原语国家为文学下定义,进而实现对民族文化的教化。这一功能在中国是不可能原样发挥的。中国的新文学文化是一个具有垄断色彩和制导功能的场域。这个场域不仅依据自身合法化的定义为外国文学经典赋予政治新意而将其再经典化,还规范着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和文学批评。王钦峰教授总结道,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和平环境和开放语境中,有必要恢复对外国文学经典的原意的追求。

中国海洋大学张治副教授的报告题为“钱锺书对早期近代欧洲小说的研究”。张治副教授关注钱锺书的个人阅读史,从中发掘钱锺书对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多国小说家的不同的喜爱程度和比较研究,以及这种比较研究对杨绛的翻译的影响。他进一步从世界文学观和小说渊源学的角度梳理了钱锺书的文学观念。在钱锺书看来,承继泛欧洲文学的古典传统,近代欧洲不同语言文学的交通早就存在。钱锺书特别关注巴洛克的文学品格,认为明清小说后期的奇崛的审美意趣是修辞上的必要发展。钱锺书的研究提示学者们在重释小说兴起的题目时不应局限于小说史的内部,而应该从更多的角度来寻找答案。

黄群副研究员和丁尔苏教授对三位发言人的报告进行了评议。黄群老师从希腊文学中与疾病和灵魂创伤相关论述出发,表明哲学修辞也可以作为一种医治方式,讨论了外国文学经典翻译的学术史梳理对古典文学学者的意义,并论及钱锺书这样的现代学术共同体的先行者的思路带来的启发。丁尔苏教授先讨论钱锺书从整体看待欧洲文化的开阔视野,对比钱锺书的留学论文对英国小说里的中国形象的研究,再回顾悲剧与小说的苦难再现的认知功能和伦理功能,引申出亚里士多德净化概念的治疗意义,最后谈及某些外国文学如现代派的语言创新对中国文化是否重要的问题。

 

本专题的第二场发言由程志敏教授主持,王钦峰教授与何明星教授评议。

上海外国语大学卫茂平教授的报告题为“浮士德汉译及解读考察——兼论其副标题《一部悲剧》的阙如”。卫茂平教授回顾了百年来《浮士德》中译本的情况,尤其关注其中的译序或译跋。他以钱春绮、董问樵、章建等多位译者的说法为例,总结出对《浮士德》主题的主流解读:不断努力、自强不息。他进一步指出这种解读存在的问题:除却一个例外,所有的中译本都省去了这部剧的副标题《一部悲剧》,而《浮士德》的悲剧意味其实非常浓厚。卫茂平教授提出返回该剧完整剧名的必要性:歌德要展示的是人性,探讨的是人类追求欲念满足、得寸进尺的生命本质,以及终究无法摆脱失败和死亡的深层悲剧,表露出洞悉人世的忧患意识。

暨南大学黄晞耘教授的报告题为“西方文论经典与当代中国文论原创性刍议”。黄晞耘教授首先描述了中西方文论学术交流失衡的现象,进而指出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语言隔膜和历史文化的异质性。印欧语系的亲缘关系和泛希腊–基督教历史背景,使得广义上的欧美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内部自足的话语体系。罗兰•巴特等西方文论大家往往是从古典文明的源头再出发,而中国的古代文论到了现代之后有着很深的断裂。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文论的关键概念都关涉着哲学的基本思想。黄晞耘教授强调,当代中国文论学者要提出具有原创性的关键概念,就不仅要有文学艺术的感悟力,还必须有哲学功底,或哲学的思维能力。

中山大学彭英龙副研究员的报告题为“席勒的矛盾与钱锺书的一贯——《谈艺录•一》‘诗分唐宋’说中的一个问题”。彭英龙老师关注了钱锺书的《谈艺录•一》对席勒的《论天真诗与感伤诗》这一诗学文本的引用。钱锺书认为唐诗、宋诗的诗风之别源于性情之别,并援引席勒对天真诗与感伤诗的区分作为佐证。彭老师注意到在类型分析之外,席勒的原文还有历史分析的视角。历史分析着眼于古今之争,将诗风的变化归因于古代与现代历史文化的区别。席勒的原文是复杂的、矛盾的,而钱锺书在引用的时候只取一点不及其余,这种求同的学术模式值得提出疑问。

岭南师范学院王钦峰教授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何明星教授评议了三位发言人的报告。王钦峰教授区分席勒的文学史和美学关切,从《谈艺录》作为理论著作的角度肯定了钱锺书的引用方式,随后讨论了五四以来进化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文化语境对《浮士德》“悲剧”的过滤,以及新文化语境对悲剧的理解的局限性,最后论及古代文论价值的现代化与原创理论体系建设的问题。何明星教授指出了穷尽译本材料的治学方法对于学术研究的典范意义,进而讨论了文论创新的综合性的学科要求及其与时代精神的关联,并展望了通过文本细读深入认识钱锺书等前辈学人的学术研究的可能性。

 

 

“西方文学经典的汉译与接受”专题

本专题第一场讨论由《学术研究》王法敏先生主持,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郭丽娜教授、中文系姚达兑副教授评议。

香港岭南大学丁尔苏教授发表题为“中国苦戏与西方悲剧”的报告。丁尔苏教授首先梳理西方悲剧的范畴,随后介绍中国学者对中国苦戏的观点,并指出悲剧的结局其实变动不居。由于二十世纪作家和批评家更关注个人命运、忽略个人与社会联系,因此倾向把戏剧主人公的绝境或死亡看作最佳结局。其他历史时期的批评家会认为,个人经验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个体的苦难不会被忘却而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赋予其社会意义。既然“一悲到底”只是现代人的偏好,那就不能把它作为普世的标准强加于其它时代作品之上。由此观之,中国古人更有先见之明:他们不为探寻悲剧的本质花过多笔墨,只以“苦戏”名之,即让人心酸落泪的作品。

中山大学邵璐教授的报告题为“布迪厄社会学维度的中国近代翻译史研究”。邵璐教授先从方法论的层面介绍了从布迪厄社会学维度研究近代翻译史的可行性,随后考察了中国翻译场域的起止时间与特点,及其中存在的四对斗争。邵璐教授认为,文化与社会两个层次也决定着翻译,翻译者应结合微观的语言文字研究和宏观的社会学研究视野,看到文本研究和社会学途径的互动关系,正是在权力斗争的场域中,翻译研究才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从而推动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杜心源副教授发言题目为“古典西学的‘原初事实’——亚里士多德《诗学》在当代中国的接受与现代性问题”。杜心源副教授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例,分别考察了王士仪、叶秀山和刘小枫三位学者的解读,并指出他们的内在关联是重思现代性。在他看来,王士仪的翻译暗含了一套戏剧理论的现代性体系,是以后设之见重新规定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而叶秀山的解读体现了现象学和存在论的知识背景,其目的是以古典抵制现代性的贫乏。而刘小枫的意图不仅是重建希腊政治理性,更要和中国传统的诗教观联系起来,证明现代性背弃了其源头,并重塑中国古典典籍在现代的合法性。

中山大学李雪莲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重审‘静穆’说:朱光潜与鲁迅的希腊观之歧异”。她解释了现代文人对古希腊的理解歧异纷呈的原因,分析朱光潜对希腊全面认识的同时为何会推崇静穆,发掘朱光潜对鲁迅批评的隐在回应,以及探寻鲁迅对希腊的阅读和接受。李雪莲副研究员提出,朱光潜对希腊一以贯之的理解是“静穆”,这和尼采的“强力意志”和“酒神精神”思想相关。朱光潜寻找古典文化曾经给予国人精神皈依的安顿感。而作为西学,古希腊文艺哲学在新文化运动中有当然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这也使得他转向古希腊寻求精神安顿。

在评议环节,郭丽娜教授同意丁尔苏教授的观点,即西方跟我们有差异性,而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西方内部的差异。郭丽娜教授认为,邵璐教授用布迪厄的社会学来研究翻译史是一种可行的做法,因为翻译学是人文科学的概念,是综合性的。姚达兑副教授认为,杜心源老师和李雪莲老师两人都是从思想史的路径去做研究。李雪莲老师的文章研究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个案,朱光潜的思想给五四的思想开出新的进路,虽然和主流背反,却仍然有其重要性。就杜心源老师的文章,姚达兑副教授提问:在当下的语境与视野里,还原西方古典西学,如何可能、何以可能?

 

本专题第二场讨论由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王承教副教授主持,邵璐教授、杜心源副教授评议。

中山大学郭丽娜教授首先发表题为“北京城假想与图示效果——从朱迪特•戈蒂耶《皇龙》看文学的世界空间”的演讲。郭丽娜教授指出,全球化之后,文学对文化身份认同产生模糊感。她借用电影艺术的“图示暴力”一词,认为在《皇龙》里,朱迪特提炼了“图示效果”。郭教授强调,帕纳斯文学受浪漫主义影响,后者非常强调美丑对比,这种原则是产生平面的对比效果;而朱迪特则营造立体式的对比效果,给人产生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回到法文原文便可体会其中奥妙。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罗长斌副教授的发言是“论文学译者的责任和译本注释的质量——以《简•爱》的九个译本为例”。罗长斌副教授认为,比较文学的基础是依靠精品的译本,而注释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译本的质量。他从自己的翻译经验出发,举例说明了《简•爱》译本的漏注乃至注释沿袭等有待改善的现象。

中山大学柯倩婷副教授随后宣读了论文“凝视、摹仿与言说:艾丽丝•门罗的《我曾想对你说的事》”。柯倩婷副教授提出用精神分析和自由拼贴的方法来解读门罗这篇作品。她把小说里面的各种意象、情景、幻想自由组织起来,进行自由阅读。这种方法和精神分析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通过对人物的想象与幻想进行自由组合,能得到不同的意义。柯倩婷副教授援引精神分析的理论,突出展示了原著中凝视、扮演与言说的巨大力量。

杜心源副教授和邵璐教授分别对柯倩婷副教授、郭丽娜教授和罗长斌副教授的发言进行点评。就语言和图像的关系、北京书写与东方主义等问题,杜心源副教授和郭丽娜教授展开了讨论。而就柯倩婷副教授的论文,杜心源副教授提出了门罗艺术的独特性、叙事的生命意义以及贝克特和门罗的对比等方面的问题。邵璐教授则与罗长斌副教授讨论了在翻译实践中的删改、注释的篇幅以及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等多个既具理论价值更有实践指导意义的问题。

 

 

“比较文学研究范式的探索”专题

本专题第一场由张文涛研究员主持,评议人为浙江工业大学文学院的刘鹏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的王毓红教授。

深圳大学江玉琴教授在题为“经典文学的再现路径与当代意识”的发言中,从跨文化传播路径与文化阐释路径出发,对古希腊悲剧《美狄亚》以及20世纪沃尔夫《美狄亚•声音》进行了对照分析。她指出,经典文学的当代书写本质上是当代文化的介入与再现,作家的文学创造力来自于对本民族文化命运的深度思考与对人类共同体的深切关怀。沃尔夫对《美狄亚》的重写,其原创性在于结合了当代的处境,投入了对当代人类共同体的观照,重新思考了我们如何对待暴力、暴力如何生产出来等问题,提醒人们警觉暴力的生产、控制暴力,建立起两性和谐的伙伴关系。

福州大学赵婧副教授的发言题为“George Eliots Novels and the Realist Question in China”,主要讨论了乔治•艾略特小说在中国的接受与现实主义问题。通过梳理艾略特小说在中国三个阶段的接受过程,赵婧副教授说明了乔治•艾略特小说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与脉络、不同阶段选择既定接受视角或层面的社会历史原因及其所屏蔽的问题。乔治•艾略特所书写的现实主义对21世纪的中国来说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以广义的批判现实主义视角研究乔治•艾略特。

中山大学姚达兑副教授做了题为“诺贝尔文学奖与制造世界文学”的发言,以马尔克斯和泰戈尔作为案例,讨论了诺贝尔文学奖如何制造世界文学经典和“世界性”术语的问题。他认为,如今存在某种不平等的“世界性”,诺贝尔文学奖的悖论、“斯德哥尔摩文化焦虑综合症”、世界批评术语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对泰戈尔的东方主义评价等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当下世界文学的世界是“一个但不平等”的世界,主要的评价标准还是以西方标准为主,这提醒我们在对世界文学经典的研究中,必须注意到这种不平等性,并需要时时警惕其诗学标准背后的种种“伪普遍性”。

中山大学郭晓蕾老师的报告题为“卡拉瓦乔与伽利略——复兴时代晚期艺术叙事与科学叙事的同构旨趣”。在简要回顾了伽利略和卡拉瓦乔各自的科学和绘画探索之后,郭老师指出,在艺术史和科学史的参照中,文艺复兴晚期艺术和科学两个序列的叙事实践形成同构的旨趣。对这一点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文艺复兴时代如何为之后历史运动的方向性转变提供精神性资源、如何为人世的运行从“上行”变为“前行”积累变化的动因。

在评议环节,刘鹏教授与江玉琴教授探讨了想象的现实基础等问题,认为赵婧副教授的发言提醒我们注意艾略特的价值;他充分肯定了姚达兑老师发言的文献基础,认为应该谨慎处理理论立场;而就郭晓蕾老师的发言,刘鹏教授认为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世纪。王毓红教授与江玉琴教授探讨了作家的主体性与民族命运之关系。王毓红教授认为,赵婧副教授的讨论如能更深入挖掘艾略特在东西方境遇的巨大差异的原因,将更具意义。就姚达兑老师的发言,她认为,可以更深入地讨论“诗学标准”的客观性问题。同样地,王毓红教授充分肯定了郭晓蕾老师论题的新颖性及启发性。

 

本专题第二场讨论由江玉琴教授主持,罗晓颖副教授、柯倩婷副教授评议。

浙江工业大学刘鹏教授发言题目为“文化政治现实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文学文化呈现”。他指出,广为接受的现实主义反映论还停留在十九世纪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上,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现实主义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反映论无力解释很多新的问题。刘鹏教授分析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的社会文化变迁,认为现实主义在当代西方已经进入了文化政治现实主义阶段,在中国部分发达区域也形成了文化政治现实主义潮流,这给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在当代的应用及其自我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毓红教授作了题为“费威廉‘元批评外推’之于中西比较文学的意义”的发言。她指出,汉学家费威廉是较早且深入探讨比较文学方法和实践问题的学者,其“元批评”方法,要求悬置一切国别、语言的界限,仅仅聚焦于文本、聚焦于文本内在的表现和功能。这种方法最大的特点是比较的隐退,有助于摆脱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些牵强附会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费威廉首次对中国古典文论中的形式主义主题与西方现当代形式主义文论进行了比较研究,特别是在比较中凸显了中国文论的特色,这对于把中国文论引向世界,增进中西文论对话有很大贡献。

上海师范大学方頠玮讲师发言题为“晚清小说中新女性的建构与现代意识的形成”。在这份发言中,方頠玮老师从西方经典的冲击、本土女性身上被压抑的现代性以及传统观念的现代转型这三个角度出发,探究了晚清小说中新女性的建构以及新女性所承载的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意识。“新女性”概念的生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息息相关,放回到历史语境中的“新女性”之所以称得上“新”,基于晚清对“新”与“变”的追求与了解。晚清社会转型中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文化,为近代新女性的建构提供了多种资源和可能。

在本场的评议环节中,评议人和发言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两位评议人希望刘鹏老师进一步说明“中国发达地区”的“发达”之含义,而且“文化政治”与“现实主义”的概念结合是否可替换或衍生出其他概念。评议人向王毓红教授提问:“中国中世纪”这个概念的具体来源和界定是什么?费威廉与其他汉学家相比有什么特色和贡献?评议人建议方頠玮老师在“新女性”这一概念的辨析上作进一步的纵深。

 

 

闭幕式

 

两个分会场的讨论结束之后,大会举行闭幕式。丁尔苏教授、卫茂平教授、赵静蓉教授在闭幕式上作总结发言。

丁尔苏教授的总结发言解释了会议的主题。丁尔苏教授从西方发达国家大学中的“文化战争”讲起,回顾了过去几十年整体的学术氛围。他认为层出不穷的各种“主义”揭示了文学经典背后的意识形态特征,却忽视了这一事实:文学经典作为社团共识的产物,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这些经典对文化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丁教授高度肯定了本次会议对诸多文学经典与思想史经典的重视,并提出在后理论时代,重归经典是学者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卫茂平教授对王宁教授、耿幼壮教授的主题发言做出了回应。卫教授指出,世界主义是一个理想,但有着很大的困难。汉语、德语、法语等多国语言都面临着英语的霸权,这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卫教授也重视西方的语文学传统,主张西学研究应从原语出发重新审视汉语译本,以获得更为牢固的研究基础。

赵静蓉教授指出学术研究应保持边界的开放性,对西方文学经典的研究不应仅停留在接受层面,而更应该回到文本本身,以恢复其语言与文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经典的界定,这也关涉到翻译的不同标准与可行性的问题。这些方面都体现了回到语文学传统的重要性。

最后,魏朝勇教授为大会致闭幕词。魏朝勇教授指出与会学者的报告涉及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哲学、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和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文化,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中西方文学文化等等。单从论文数量看,论及西方古典与论及中西现代是尤为突出的两端,这种状况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关系密切,另一方面说明了西方古典对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魏朝勇教授进一步阐述了西方古典之于中国现代的意味。他指出,民国时期的周作人、朱光潜等学者试图从古希腊文明中找到促使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外来因子,求新声于异邦;而当代学者刘小枫则试图在西方思想史整体框架中重新认识西方古典学,寻求化解中国所面临的西方现代性挑战。这种逆转性的视角也许代表着古典学对于未来中国的可能意义。最后,魏朝勇教授回顾了大会主题发言中的关键词:语文学、世界主义;语文学的希腊语构成是“爱语言”,与“爱智慧”(亦即哲学)是一脉相承的,世界主义则来自于希腊语的“和谐城邦”或“世界城邦”;从最高意义上讲,西方文学经典与百年中国的比较研究,可以沿着爱语言到爱智慧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进程中走向世界。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魏朝勇教授宣布:“西方文学经典与百年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前沿论坛”圆满闭幕。

 

丁尔苏教授作总结发言

丁尔苏教授作总结发言

 

卫茂平教授作总结发言

卫茂平教授作总结发言

 

赵静蓉教授作总结发言

赵静蓉教授作总结发言

 

魏朝勇教授致闭幕词

魏朝勇教授致闭幕词

 

(撰稿人:李解,戴智恒,王瑞雪,谢淑,李毅翔,张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