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工作坊“世界文学经典与翻译研究”会议综述(附彭玉平主任开幕式致辞)

发布人:zhanbq 发布日期: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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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大合照

 

  2018年9月9日,中山大学中文系成功举办了第一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工作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是中文系的姚达兑副教授。会议的主题为“世界文学经典与翻译研究”,围绕外国文学的汉译、中国文学的外译等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本次会议的与会者,包括了来自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东华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排名按拼音首字母顺序)等12所高校共22位学者。同时也吸引了广州地区的相关学者和学生前来旁听和参与讨论。

 

  开幕式由中文系姚达兑副教授主持,首先是系主任彭玉平教授代表中山大学致欢迎辞,并发表以“广州与‘世界文学’观念的发生”为主题的讲话,魏朝勇教授代表中山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致欢迎辞,并讲述了本次会议召开的起源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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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平主任致欢迎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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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朝勇老师致欢迎辞

 

  本次会议分为四个论文小组,上下午各两组论文,每组有三至四位发表者,并有学者评议、引导讨论。第一个论文组,是以“莎翁在现代中国”为主题,由中山大学中文系肖剑副教授主持。谢桂霞(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发表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集重译研究——重译主体、方法、频率》一文。谢教授围绕了“重译”这一关键词,从历时和宏观视角探讨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现象,对重译研究体系中的六大问题“重译是什么”“重译了什么”“为谁重译”“何地重译”“何时重译”“为何重译”进行了拆分与整合讨论,通过表格数据的量化统计重点梳理了译者身份群的历史沿革,推翻了西方经典翻译论中“重译本更接近原文”的重译假设。肖一之(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围绕卞之琳的《哈姆雷特》译本及相关研究,讲述了他本人对该课题研究兴趣的生发;面对卞之琳将阶级斗争话语在翻译实践中的内化,从卞之琳作为译者与批评家的二重身份入手,以译本中卞之琳作为翻译家和莎评家两种身份的不可分割性为出发点,在卞之琳的翻译作品与文论中找寻例证。刘云雁(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针对“只强调以诗译诗,而非以戏译戏”的国内莎士比亚翻译惯习现象,将研究重点放在翻译中的表演性问题,即戏剧翻译如何作为其他国家舞台的演出本的问题,以曹禺的《柔蜜欧与幽丽叶》译本为范例,讨论了舞台演出本在动作性、戏剧对象和戏剧冲突,以及非语言要素三个方面的翻译特征,与泛理性化、诗意化的读本翻译惯习形成对比。会议第一场评议人王岫庐(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针对三位学者的报告进行了评论与提问,在场多位学者均发表了评述与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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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剑老师在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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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桂霞老师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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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一之老师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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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雁老师在演讲

 

  第二个论文组,是以“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为主题,由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郭丽娜教授(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主持。王燕(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围绕十九世纪英译中国文学的历史与价值,发掘了英国来华传教士马礼逊首译《红楼梦》1812年译本的14页手稿,从资料查找、译介缘由、底本考察、译文特色四个方面对手稿进行了系统研究。左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以十九世纪《诗经》英译的叙事化倾向为出发点,分析对比了理雅各1871年译本、1876年译本,詹宁斯1891年译本和阿连壁1891年译本,通过文本细读总结了译本演进过程中阿连壁译本所展现的三大特点:一、由文献型向文学型过渡的趋势,二、“人性”主题的彰显,三、完整的叙事结构。刘现合(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围绕“自然与浪漫”的主题,针对艾约瑟1888年发表于《北京东方学会会志》的24首李白诗歌的翻译与阐释,从身份认定、中西共时、历时文类比较、平行比较、跨学科比较和评价与贡献六大方面对艾约瑟译李白诗的翻译与评价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建立了完整的比较诗学研究框架。姚达兑(中山大学中文系)围绕美国来华传教士吴板桥《白蛇之谜:雷峰塔传奇》1896年译本,针对翻译的改写现象进行讨论,从故事单元的重组、叙事方式的改变和内容的删改等三方面改写,分析了吴板桥在译文中采用西方小说叙事形式、加入西方价值观念、抨击中国信仰和社会习俗,以期达到“述异”的效果与“传教”的目的。第二组论文的评议人邵璐教授(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针对四位学者的报告进行了评论,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提问,引来了在场多位学者参与更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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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丽娜老师在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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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老师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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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岩老师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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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现合老师在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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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达兑老师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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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璐老师在评议

 

  第三组论文是以“抗战时期新诗现代化与翻译研究”为主题,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闵雪飞副教授主持。徐曦(联合国际学院)以朱维基《在战时》为例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视域下的奥登译介展开研究,从卞之琳、穆旦等西南联大译者群体多从形式批判的角度入手,着重分析了奥登诗歌的形式特征和语言风格,探讨了朱维基的翻译动机,并揭示了其翻译与批评实践受英国理论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尔的影响。张强(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围绕着“士兵”形象在民国翻译群的译介差异,对20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诗歌与奥登战时诗歌展开了横向比较研究,通过讨论奥登战时诗歌的政治性和邵洵美、穆旦对奥登作品中展现士兵情感的诗歌的译介与重写,进而揭示了“奥登式修辞”在中国的再创造,书写了四十年代中国战时诗歌译介的历史语境。王岫庐(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以穆旦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译介的两篇西方诗论《诗的晦涩》和《一个古典主义者的死去》为起点,对穆旦译文与英文原文进行了文本比对,具体讨论了诗论中“impersonality”的翻译问题,进而揭示了诗人作为抒情主体的“自我”对理性抒情的召唤是新诗诗艺观现代建构的一个方案。第三组论文的评议人肖一之老师针对了三位学者的报告作了评论,并提出一系列问题。同时,在场多位学者也发表了一些评论并跟进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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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曦老师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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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老师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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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岫庐老师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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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佳老师、肖剑老师的点评和回应

 

 

  第四个论文组是以“西洋与东洋:文本旅行的内外轨迹”为主题,由中山大学中文系吴晓佳副教授主持。滕威(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以林纾所译《魔侠传》为例对《堂吉诃德》在中国的译介展开研究,首先梳理了《堂吉诃德》的译介历史,对林纾《魔侠传》的翻译策略进行了四点总结,其次探讨了其他语种的译本中同样存在的误译、删改、重创现象,最后指出了林纾译本的独特性和《魔侠传》的历史意义。闵雪飞(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首先介绍了葡语经典作品在中国及世界范围内的译介现状,接着围绕佩索阿作品的翻译实践与研究,指出了已刊行的中译本所造成的误解,最后以佩索阿“异名”与“正名”的代表性作品为例,对诗选的选编原则和批评本所采取的译诗与译文必须从葡语进行校译的原则进行了说明。孙洛丹(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围绕黄遵宪的《流求歌》,从知识考古的角度出发,讨论了诗中的舜天“身世”之谜与日琉同祖论的建构,以及再现于外交文本的“舜天”叙述,展现了诗歌关于“琉球”与“流求”的修辞现象与中国文献的西译、西方汉学在东亚的接受的之间的关系。孙若圣(东华大学日语系)围绕着“同时代性”与“抵抗”两个关键词,展开了关于松井博光对竹内好中国文学研究观的继承与扬弃的讨论,具体论述了松井针对80年代的现实语境对“同时代性”概念中与时代精神脱节的部分所作的扬弃,及其在处理“抵抗”概念时对原有内涵的扩展与补足,阐明了松井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日本的译介所作的重要贡献。第四组论文评议人谭仁岸老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系)针对四位学者的报告进行了评论与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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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威老师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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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雪飞老师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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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洛丹老师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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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若圣老师在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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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仁岸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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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间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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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丽娜老师回应

 

  各位与会者的报告、评议与讨论结束后,进入了总结和圆桌讨论环节。首先由中山大学魏朝勇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魏朝勇教授首先梳理了与会学者的报告内容,指出本次会议14篇论文多为研究翻译现象、翻译主体和翻译行动,而涉及译文的分析并不多。其次,魏朝勇教授还指出:我们更应该推进对于西方作家作品本身内容研究,以莎士比亚研究为例,作为译者第一要务是推出更好的译本,作为研究者则要真正进入莎士比亚文本本身的研究。最后,魏朝勇教授针对翻译内容和原著内容一致性的话题,抛出了三个话题:一样的、似乎是一样的,以及不可能一样。一般情况下,译文呈现出的文明差异性远远要大于其共通性。我们应该在人类文明思想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冲突和交流中,进一步推进世界文学的研究,从而更好地认识我们自身。

  此外,华南师范大学滕威教授在其简要的总结中,还分享了她在翻译研究的具体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与受到的启发,并对世界文学研究提出了种种有益的建议。

  姚达兑副教授指出,世界文学经典和翻译研究是一个值得大力开拓的领域,但是也要警惕做出的研究结果只停留在“这仅仅是文化史中的一个有趣个案”或“这不外是思想史的一种附证”的情况,因而,还需要在单个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理论提升的空间。最后,姚达兑老师宣布此次会议闭幕。

  总之,整个会议有序地进行,讨论氛围较为热烈,对世界文学经典和翻译研究的相关主题有较深入的讨论,也吸引了校内外的师生前来旁听并参与讨论。此外,与会学者表示有意共同筹办相近主题的后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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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朝勇老师总结

 

撰稿:张丹秋雪

图片:曾宇萍

2018年9月25日

 

 

附 中文系系主任彭玉平教授在开幕式上的致辞

 

 

广州与“世界文学”观念的发生

——“世界文学经典与翻译研究工作坊”开幕致辞

彭玉平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欢迎各位来中山大学中文系参加这个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青年学者工作坊。从暑假以来,这样青年才俊的聚会,在这个中文堂已经举办过好多届了。这也让中文系一直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最近广州秋雨绵绵,这两天却放晴了。秋天终于把湿热的天气带走了,在这样一个凉爽的时候,有一群年轻的朋友来商榷学术、疑义相析,这一定是非常愉快的。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世界文学经典与翻译研究。中山大学历来有重视经典阅读和翻译研究的传统。今天参会的名单我仔细看了,有中文系的,也有外文系的,这也大致意味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在学科归属上应该兼属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两个学科。但在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内,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隶属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这好像有点不合理,但作为中文系,我们是默认并且接受这种不合理的状态的。但显然有外文系老师参加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论坛,才有更充足的学理基础。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们主办方邀请了不少外文系的老师来参加,我相信这也是带动学科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

  信息社会与全球化,让文学的世界化日益成为可能,而翻译在其中充当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结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潮流,这两年关于中国文学经典的域外传播已经形成风气;同时,外国经典的汉译也在不断充实、调整着中国文化的固有结构。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能成为世界的民族性的文化,一定是具备了世界性的因素才有可能,否则便无法对话,无法交融,无法形成化合共生的新文化。我把这当作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

  只是在世界文学与翻译之间,我觉得最需要考量的应该是“经典”二字。因为一不小心,次经典、非经典甚至只是垃圾的东西,也会借着全球化的浪潮蜂拥而至。次经典当然犹有其价值,而等而下之的文化如果不加选择地席卷过来,那可能造成的就不是文学的高峰,而是文学的灾难。

  我与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姚达兑博士有过交流,也时常向他请教。从他那里,我才知道“世界文学”的概念不仅与中国有关,而且与广州有关。1827年的1月3日,歌德在与他的秘书谈论外国文学时,提到了一部中国小说,并进而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据说“世界文学”这个学科,追源溯流,可以从这里开始。

  但这部中国小说是哪一部呢?有人查了歌德的日记,在歌德发表这段谈话的那段时间,他正在阅读的中国小说有两部:一部是法译本《玉娇梨》,另一部是英译本《花笺记》。而这部《花笺记》,其实是一部用粤语写成的弹词作品,属于粤调说唱文学。看来“世界文学”概念的触发真的与我们广州有关。这是一位当年的英国外交官在珠江岸边听了这部粤语说唱之后,深为感动,然后借着这份感动,他就把它翻译为英文,歌德也因此有了阅读的机会。

  这个故事其实将经典、世界文学、翻译三者的关系都体现了出来。但这个话题我不能多说,因为我了解得很有限,担心说错了。但我们今天工作坊的主题却因此有了稳健的学科基础。是不是因此可以把广州作为“世界文学”观念的发源地,或者发源地之一,诸位可以自作判断。

  中山大学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由一群年轻人组成。在古代文学学科,模糊一下,我还算是比较年轻的,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资历最深的魏朝勇教授,也比我年轻得多。一个年轻的学科,一群年轻学者的成长,确实离不开同行们的支持,这应该是本次工作坊的另外一层意义了。

  再次感谢诸位的支持,相信今天这一天一定会是思想交锋热烈、成果异常丰富的一天。预祝会议圆满成功,并祝各位在广州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

 

2018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