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讲坛158]陶东风教授:理论、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

发布人:中国语言文学系 发布日期:2018-06-05

主 题:[名师讲坛158]陶东风教授:理论、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
主讲人:陶东风教授
地 点:中文堂206讲学厅
时 间:2018-05-31 19:00
 

2018531日晚7时,中文系名师讲坛在中文堂206讲学厅举行。来自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的陶东风教授为我们带来了题为“理论、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学术分享。本次活动由我系张均教授主持。彭玉平教授、林岗教授、罗成副教授等老师及其他来自校内外的师生参与了本次活动。

讲座伊始,陶教授以文学理论界关于“文学是否已死”、“文学理论是否已死”的争议作为开场白,随后以“理论与文学理论”“从文学理论到文化研究”“认识论审美化与美学的重构”“文学理论的反思性”及“走向建构主义的文学理论”五个版块,层层深入,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分享他对这一论题的看法。

在第一部分“理论与文学理论”中,陶教授首先指出,20世纪是一个理论的世纪。在此期间,出现了以索绪尔、斯特劳斯、威廉斯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理论大师。这些“理论家”都意识到并深入探究了人类认识活动、实践活动、审美活动乃至人类存在本身、现实世界本身、人性本身的建构性质,特别是他们都意识到并深入研究了语言在这种建构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其中,陶教授认为乔纳森·卡勒准确地抓住了20世纪理论运动的主旨,即把语言学的模式引入到各个学科的研究当中,并借此反思各个学科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反思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存在的问题,使我们意识到语言在社会文化和个人经验建构中的核心作用,使我们告别本质主义走向建构主义。所以,语言问题成为所有理论家、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一个绕不开的核心的议题。而由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最能凸显语言的特性,所以理论家们纷纷通过理解文学来理解语言,通过探索“文学性”来把握语言学模式,并进而理解经验、无意识等等。与此同时,由于将语言学模式普遍应用于各学科的研究,理论家们发现了无所不在的“文学性”。“文学性”不再被看作“文学”的专有属性,而是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普遍属性,也是理论自身的属性。文学不再是一个有特权地位的研究对象,即使在文学理论研究内部也是如此。此外,陶教授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语言学模式、文学模式的泛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紧密相关。对此,陶教授引用学者余虹的观点来辅证:后现代思潮的核心,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导致了“意识的虚构性”“语言的隐喻性”“叙述的话语性”等信念的产生。正是由于后现代理论运动对真实/虚构这一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最终将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人类知识还原为广义的“文学”或“文学性”。

在第二部分“从文学理论到文化研究”中,陶教授主要讲解文学理论在文化研究中的运用问题。首先,“文学性”概念和以结构分析、叙事分析为核心的文学理论,经历了从内到外的扩张。“文学性”在俄国形式主义那里,只是一个形式美学概念,只指文学作品中具有某种特殊审美效果的语言结构和形式技巧。这种偏狭的理解使得“文学性”概念的丰富潜力难以得到发掘。而文化研究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借鉴了文学批评中的所谓“内在研究”方法,体现了文学研究方法(或所谓“内部研究”)的外扩过程。从知识谱系上看,文化研究产生于西方20世纪中期以后,其思想与学理的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还包括20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如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等。其中,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的语言论转向的成果对文化研究的影响甚大。而关于如何理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陶教授通过借鉴理查德·约翰生的观点指出,首先,文化研究中一直存在一种集中于文本形式分析的分支,它对语言学、符号学等多有借重;其次,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等对文化研究的影响还不只是体现在影响了其中的一个分支,而是导致了对于人的主体性乃至整个社会现实之建构本质的理解。但我们不能只看到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理论的借鉴、而忽视它自身的开拓和发展。文学批评虽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但对文化研究而言,文本分析只是手段,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文本,也不是对文本进行审美评价,而是要对其进行政治的、权力的分析。

在第三部分“认识论审美化与美学的重构”中,陶教授重点介绍德国美学家韦尔施对于认识论审美化及美学研究转型的观察。韦尔施在其著作《重构美学》中指出:“我们称之为现实的基础条件的性质是审美的。现实一次又一次证明,其构成不是‘现实的’,而是‘审美的’。”陶教授认为,既然连现实都是审美的建构,那么合乎逻辑的是,研究审美活动的美学就不应该局限于艺术这个对象,它不是一门只研究艺术的学科,而应该是研究现实世界审美化之方方面面的学科,从物质世界的审美化,到精神世界的审美化以及认识论的审美化。紧接着,陶教授据韦尔施的论述对“认识论审美化”做进一步阐发。传统哲学和美学一直把审美模式视为某种与特定现实领域或知识领域相关的次等的东西,从属于“真实存在的基础”,而在后现代条件下,出现了审美“原理化”“普遍化”的趋势,审美范畴可被用于理解现实的基本的和一般的范畴。其中,尼采在认识论审美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据韦尔施所述,“在尼采看来,我们对现实的描绘不仅包含了根本的审美因素,而且整个儿就是按照审美的意义被构成的:它们是形构生成的。用虚构的手段作支架,其整个存在模式是悬搁的、脆弱的。而这类性质我们传统上只用来证明审美现象,认为唯有在审美现象中方有可能。尼采使得现实和真理总体上具有了审美的性质。”这个观点后来得到了罗蒂的呼应。罗蒂认为,对于认知和现实的基本审美性质的认识,正在渗入当今所有的学术领域。不论是符号学还是系统论,不论是社会学、生物学还是微观物理学,我们处处可以看到,没有原初的或终极的基本原理,相反恰恰是在“基本原理”的范域之中,我们陷入了某种审美的建构。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认识之下,韦尔施认为必须扩展美学,使之包括传统美学(以艺术问题为核心)之外的问题,由此来重构美学。重构后的美学进入了与建构性、审美性相关的所有人类知识领域,它不仅是跨学科的或者学科际的,而且是超学科的。

在第四部分“文学理论的反思性”中,陶教授通过引用卡勒、布迪厄等人的观点,分享他对“文学理论的反思性”的理解。陶教授首先强调,理论的反思性和理论的审美性、建构性密切相关。因为如果像传统形而上学一样坚信存在一个非建构的、与认知主体无关的、自在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实体”(本质),那么这个实体就只能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存在,在此反思是没有意义的。最近几年,“反思”成了文艺学研究的高频词。陶教授认为,这种“反思”本身是在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兴起的,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意识到了文学理论知识的建构性。其中,许多有关文学理论反思的文章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卡勒的著作《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这本书首章便讲“什么是文学”,但非常反讽的是这个问题一直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一方面,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区别从来无法得到一致认同,人们已经在大量的所谓“非文学现象”中找到了“文学性”;另一方面,虽然人们通常总是希望知道是什么使文学区别于非文学,想知道如何判断哪些书属于“文学作品”,哪些不是,然而,各种被称为“文学”作品并不拥有共同的特征,而且其中很多作品似乎与通常被认为不属于“文学”的作品却存在更多的相同之处。所以卡勒在历史地概述了literature(文学)这个词的不同含义后,最后结论是我们根本无法找到一个稳定的、普遍的文学定义,只能认为文学是特定时期被特定的人群建构为文学的东西。此外,陶教授还介绍布迪厄对“反思”的认识。布迪厄将分析的矛头指向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者自己。这就是说,社会科学中的反思性方法意味着对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者本身的研究,是一种类似“自我清理”的工作。最后,陶教授总结道,如果说传统的文学理论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发现文学的“本质”?那么,反思的文学理论的研究思考的核心问题则是:人们是如何思考和言说(即建构)文学“本质”的?他们为什么这样言说文学的“本质”?

在第五部分“走向建构主义的文学理论”中,陶教授继续深入推论:建构主义也是一种关于本质的言说。建构主义的文学理论否定文学与文学的本质是独立于认识—言说主体的自在实体,强调文学与文学的本质都是一种语言—社会—文化的建构,强调这种建构是一个镶嵌在具体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文化事件。文学本质既然不是实体而是建构,各种关于文学与文学本质的建构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传统知识论意义上的、绝对的对错标准,即不可能在知识论层面上找到普遍的公认标准,来判定何种建构为真、何种为假——因为这个“标准”本身也是建构,而且只能是建构,必然是建构,它自己同样深陷在历史、社会、文化、权力等脉络中。站在建构主义的立场上,我们自然不会去问:到底哪种文学理论、文学的“本质”观是真理,是对于文学的自在、客观“本质”的正确揭示?哪些是谬误,是对于这种“本质”的歪曲或遮蔽?我们要问的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需要和目的、通过什么手段、建构了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何种关于文学的理论为什么取得了支配或统治地位,被封为“真理”甚至“绝对真理”?何种文学理论被排斥到边缘地位或者干脆被枪毙?原因是什么?这个中心化—边缘化、包含—排除的过程是否表现为一个平等、理性的协商对话过程?是否符合民主自由的政治程序和文化精神?陶教授建议,在文学观念多元化的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工作者与其说是争论什么是真正正确的文学的本质观或者文学理论,不如致力于共同构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对话的规则。要警惕某些文学理论凭借某些非学术的因素宣称自己是“绝对真理”,剥夺其他文学理论的发言权。最后,回到开头所讲的“文学理论是否已死”这个话题,陶教授认为我们不能抽象地说文学理论“死了”或者“没死”,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说法。我们只能说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在什么情况下陷入了合法性的危机?为什么?换言之,将它还原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来提问、思考会更有意义。

在听完陶教授的讲演后,张均教授分享了他的感受。张老师认为,陶教授提出的建构主义的文学观对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均有借鉴意义。张老师坦言自己的理解比较接近福柯的谱系学理论,福柯对“本质如何形成”“身份如何被建构”等思考将对我们写论文、做研究有所裨益。而在互动环节,陶教授针对同学们提出的“文化研究是否会出现雷同化现象”“文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借重”“反本质主义是否会导致一种新的本质主义”等问题都做了精彩解答。本次活动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许枫绵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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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陶东风教授在回答同学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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