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讲座2017(47)方维规教授:文化转向、新文化史与跨文化

作者:中国语言文学系 发布日期:2017-12-20

主 题:学术前沿讲座2017(47)方维规教授:文化转向、新文化史与跨文化
主讲人:方维规教授
地 点:中文堂206讲学厅
时 间:2017-12-09 15:00
 

 

201712915点至17点,中文系学术前沿讲座第47期在中山大学南校园中文堂206讲学厅举行。应中山大学中文系罗成副教授之邀,北京师范大学长江学者方维规教授为我们带来了“文化转向、新文化史与跨文化”的精彩演讲。

 

1.全球化时代的文化

演讲开篇,方维规教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来理解跨文化?他认为,现今中国学术研究中“跨文化”的使用非常广泛,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在今天讲述文化,必然会讲到“全球化”,因为今天的诸多概念都被全球化所主导。在谈论全球化时,人们一般会想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尤其是新的信息和技术传播,或者大行其道的世界自由贸易。全球化究竟起始于何时?方教授介绍了三种观点:1、全球化是二次大战之后的全新现象。2、全球化发端于15世纪欧洲的对外扩张。3、全球化倾向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面对这三种看法,方教授倾向于认为全球化开始于19世纪。他认为看待这个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历史视野的介入,或许能为全球化现象及其缘由提供更好的解释。

方教授认为“全球化”需要置于“全球史”来理解。20世纪末以来,历史研究有一种不同凡响的范式转换:继19601970年代的社会史、19801990年代的文化史,人们当今关注的是全球史。他指出,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当“全球化”及其影响逐渐进入大众意识时,历史学家们刚刚告别世界史视角,转向地域和地方史研究,全球史几乎成了陈旧的历史编撰的代名词,被视为一个已经消亡了的史学门类。然而,自从“全球化”成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指南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学者莱维特于1983年发表论文《市场的全球化》,使得“全球化”概念从此开始了它的腾达生涯。英美历史学界在1980年代开始重新关注世界史。进入21世纪,两部史学巨著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分别是剑桥大学贝利教授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全球关联和比较》和德国康士坦茨大学奥斯特哈梅尔的《世界之变:一部19世纪的历史》。两位教授通过强调“跨国性”和“全球性”,试图完成从社会史和文化史到全球史的范式转换。

 

2.文化转向和新文化史

何谓新文化史?据方教授介绍,“新文化史”得名于1980年代后期,尽管1980年代以来的史学研究越来越具有社会学内容和形式,美国历史学家亨特在1989年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的导论中说,新文化史是对社会史研究取向的反动。从1980年代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到1990年代“宏观”历史社会学转向新的“文化史”,成为社会科学“文化转向”的一部分。“文化转向”重新强调语言和意义创造过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关注社会研究领域不同的历史研究以及“处理时间”的不同方法。新文化史的文化转向对历史研究主要产生了两方面影响:其一,对“时间”的新理解。时间被视为社会、文化发展进程的结果,甚至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其二,对“过去”的新怀疑。“过去”越来越被看做历史写作所建构的叙事。

方教授指出,文化转向在各国的发展情况是不同的。重要的启迪来自法国,例如福柯、拉康、罗兰巴特等人。文化转向在法国是一个长时段过程,法国学者的著作是在绕道美国被广泛接受之后,才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新文化史”概念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发展有关。在英国,“文化研究”早在1960年代就已确立,并且产生了两位关键人物:被称为当代文化研究之父的霍尔和文化批评家威廉斯,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德国的当代文化研究则极力告别19世纪六七十年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史。

方教授认为,与传统史学或老式“新史学”的研究相比,新文化史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方面,它注重考查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研究对象和领域向社会文化范畴转换;另一方面,新文化史倡导用文化观念来解释历史,借鉴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阐释文化内涵和意义。然而,从1980年代起,新文化史已经走过四十年岁月,正在逐渐式微。这是因为晚近的文化研究对“语言论转向”进行泛化和极端化处理,过分夸大文化因素使得研究给人留下唯文化论的印象,滥用“文化”概念让一切皆文化。方教授援引伯克对史学未来发展的三种预测,认为“社会史的复仇”将可能是未来史学发展的趋势。方教授强调新文化史并不是已经消亡了,不管从学术价值还是历史意义它都将继续存在,但是它的逐渐式微是必然,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

 

3.不同文化观的认识逻辑:单一主义,多元文化,文化间性

在这一节中,方教授着重区分了三个概念:多元文化、文化间性、跨文化。“多元文化”指各种文化同时并存,承认差异和平等,一个社会之中存在不同的文化;“文化间性”指用不同文化的相遇,建立某种对话关系,在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强调“间性“,追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沟通和理解;“跨文化”利用共存,突破文化界限,是改变传统和现有文化、创造新文化的社会现象,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必然选择。方教授特别强调三者的区别,让我们警惕对它们的误用。进而,方教授区分了多元文化和多元文化主义,他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我们未来的文化是更加走向多元文化和文化间性的,然而面对这种文化走向带来的文化相对主义,方教授也借弗莱格的话表达了文化担忧。

 

4.跨文化,或“文化瓦解以后的生活形态”

方教授对“跨文化”进行了重点分析。他首先提到了韦尔施对跨文化的理解——文化瓦解以后的生活形态。韦尔施说:“所谓原汁原味的东西,部分见之于民俗,但那只不过是为外人而表演的特色,本地人其实早就与外地人没有区别了。地方特色只不过是装饰而已,是表面现象,是审美态度。尽管还能听到民族文化的辩辞,但根子上都已经是跨文化的了。”而与跨文化类似的说法,并不是在全球化兴起以后才有的,早在十八世纪,赫尔德就提出了文化是球体的概念。与韦尔施不同的是,赫尔德认为文化作为不同的球体,碰到一起就走开了,不会并在一起,因为文化中有三个本质的文化界限:社会同质性,种族稳定性,文化界线性。方教授认为,大多数人的文化形态都能显示出不同的文化来源和联系,特别是在跨文化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本身就是跨文化的,即所谓的“文化混血儿”。不仅共同文化的概念不是一定不变的,认同概念也不是永久的,跨文化因而不把人明确划归特定的文化。共存、对话和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是跨文化的条件。因此,“跨文化”方案主要是从杂合的角度思考文化。谈论文化,即在谈论特定社会含义和方位;谈论跨文化,即在谈论这些含义不是特定的,不局限于某个地方。

 

5.复杂的跨文化

跨文化现象是复杂的,有关它的评论和观点也是多样的,方教授最后讲述了有关跨文化的几点看法。他首先讲到了赫尔德的看法:“国家越是相互走近,科学文化、阶层团体、省份、王国和世界上的区域越是增多,诗歌(同所有书写物一样)便会赢得更大的影响范围,但也更会失去锐气、深度和确切来源。”而值得思考的是韦尔施的看法:“跨文化方案一方面指出,不同的传统文化正在消失,另一方面却在继续论说‘各种文化’,甚至以这些文化的继续存在未依托。若不存在这些文化,跨文化的整合者何以获得其整合对象呢?”最后,方教授重申了他对于跨文化的理解,跨文化不仅是形式上的交合,也是更深层次的内容上的交流,跨文化不仅体现在文化层面也体现在生活上。

演讲结束,罗成老师做了最后总结。他认为方教授今天的演讲当中除了“文化”是一个关键词以外,还有另一个关键词即为“历史”,包括演讲中提到的“文化史”、“社会史”、“全球史”。“文化”与“历史”乍看之下与我们的“文学”似乎有一点距离,但其实方老师提到的全球学术的历史转向,对于做文学研究来说有非常重要的参照意义,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理论视野。做文学研究的根基在于怎样认识历史,文学是历史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历史、认识历史,亦即我们的历史意识的自觉,与我们的文学研究是否能够取得新进展有重要联系。

两个小时的讲座,现场气氛热烈,听众们对文化、历史、文学又有了更多的理解与思考的开启。

 

(撰文:岑昌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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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教授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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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